其一，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两次未尝说出自己真实的治国主张，这就是“挟持浮说”吗？那么，究竟商鞅的法家主张是“浮说”，还是商鞅先说的王道、仁政、道家无为是“浮说”？抑或商鞅的所有说法都是“浮说”？这种囫囵指责是矛盾的，也是轻率的。
其二，商鞅经由景监推荐而得见秦孝公，究竟有何不妥？即或景监是一个被秦孝公宠信的、有内侍嫌疑的人物，又有何妨？历史上，不乏正直有为的太监人物。果然景监不好，也得列举事实。一个身份便抹煞一切，显然是主观过分了。
其三，刑治公子虔，是商鞅法治精神的典型。此举作为罪责，并无道理。
其四，公子卬是魏国将军，商鞅是秦国统帅。战场交兵，欺敌乃天经地义，正是商鞅才能与职业品格的表现。如果公子卬是商鞅曾经的朋友，则更见商鞅之国家精神，何错之有？
其五，赵良说商鞅之辞，是一篇充满明哲保身萎缩心态的言论，商鞅不听再自然不过。
其六，商鞅的《商君书》，《开塞》、《农战》均是变法名篇，自然与其人行事相类。激励民众，刺激生产，如何便是“刻薄少恩”？
总体上说，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本质上是以绝对精神的标尺在衡量丰富的历史实践，与高端文明视野的历史主义理念，有着很大的距离。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古人。可贵的是，司马迁留下了商鞅变法的实践记载。作为司马迁个人对商鞅的评价，虽然体现了明显的局限性，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不影响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尺度。
以吴起、商鞅为典型，变法家在战国的悲剧命运放射出悲壮绚烂的历史光芒。
后来的法家理论大师韩非，曾经在《孤愤》名篇中，对战国变法人物的普遍命运作出过非常深刻精辟的描述与概括，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说的——
首先，变法家的政治秉性与现实使命，决定了他们必然与旧势力不共戴天。
韩非子这样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烛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变法之士必然被旧势力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韩非子这样说：“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这是最为冷酷的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的利益要求，只可能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必死于私剑！
再次，变法之士多坐牺牲；但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
韩非子这样说：“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这就是说，变法不会止息，变法家不会畏缩不前。这就是说，凡变法之士，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战国法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清醒地、深刻地看到了推行变法的残酷性，也清醒深刻地看到了变法所以残酷的根本原因——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冲突。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勇敢地投身于变法的无畏实践中。
赵国武灵王变法
1赵国的内忧外患空前加剧
赵国大改革，是被严重的内忧外患逼出来的，是夹缝求生的大爆发。
战国初期的赵国，也曾经有过公仲连的第一次浅层变法，但仅仅局限于吏治整肃、用贤任能的人事层面，并没有给赵国带来根本性变化。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崛起，已经明显地居于超强地位，大国格局由此改变。此时的魏、楚、齐，已经先后经过较大变法，成为三个山东强国，是事实上的第二强国集团。赵、燕、韩三国明显处于山东弱国的地位，可以看做第三集团。
当时的赵国，正处于内忧与外患都很严重的困境中。
赵国内部的基本情形是，贵族以各自封地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根基，各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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