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之间争夺激烈，导致赵国君主直领的土地、人口、军力相对弱化，国家整体力量分散于贵族封地，不能凝聚为一。反映于国家权力架构，是赵国的君主权力受到多方面掣肘，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高层轴心集团。同时，潜在的政变危机时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赵国政权一直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赵国外患的基本情形，是四个方向的夹击。第一是迅速强大的秦国威胁；第二是好战邻邦中山国的腹地威胁；第三是整个北方的林胡、楼烦、匈奴等游牧族群的强大威胁；第四是北部邻邦燕国时不时发动的战争威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威胁，就是魏赵韩三晋集团之间，自魏惠王时期开始公开冲突，时不时就会有相互攻伐。可以说，赵国是当时最为典型的四战之国——威胁多发，没有一面稳定的安全地带。
武灵王赵雍即位之时，赵国的内忧外患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赵国的君主权力不稳定，赵国的土地正在日渐缩小，人口正在日渐减少。赵国若不思变革，肯定没有出路。但是，当时的赵国新君与大臣，对赵国的内外困境还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赵雍即位初期就遭遇了失败。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病逝，尚未到加冠之年的赵雍登上了赵国君主之位。
肃侯赵语，是赵国历史上比较有为的君主之一。他在临终之前为了保持赵国稳定，在身后设立了一个7人摄政机构，以丞相阳文君为首，下设博闻师3人、左右司过3人，在一定时段内实行摄政权。也就是说，年轻的赵雍虽然是国君，但却没有政令权。根据赵国史专家沈长云等对《史记》的考证判定：赵雍亲政，在即位3年之后。
据此判定，即位时的赵雍，年龄应当在18岁上下；亲政时的年龄，应该在21岁上下。赵雍亲政后的第一个姿态，就是尊崇实力老臣，对国中三位80岁以上的元老，实行每月拜望致礼，而标志事件，是提高了正当盛年的实力大臣肥义的实际待遇，并向肥义请教政事。由此，赵雍开始了执政初期很有勇气的一连串作为，要为赵国困境打开局面。
可是，近二十年的努力，赵雍的梦想却屡屡破灭。
其一，赵雍亲政当年（前323年），立即响应魏国倡议，参与了“五国相王”会盟。其实际意义，就是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互承认对方君主称王，承认对方为王国。早已称王但却呈现衰落之势的魏国，所以发动此次会盟，其目的是成为五国轴心，借以与秦、齐、楚三大国平衡。从赵国方面看，赵雍所以欣然会盟，首先是自认赵国已经是实力大国，可以由此顺理成章地称王，从而提高赵国的天下地位。后来的事实迅速证明，这一场徒有虚名的邦交盟约，因为与合纵抗秦的整体战略格格不入，引起齐国的强烈不满与干预，不仅没有给五国的任何一国带来好处，反而引起了诸多实际麻烦，很快就宣告流产了。
其二，赵武灵王四年，也就是亲政第二年，娶韩国公主为妻，主动与韩国修好结盟。这件事，表明了赵雍要在中原组建赵国实力集团的强烈愿望。但是，韩国太弱，在战国邦交中又素来摇摆不定，几乎对赵国没有起到相互援助的作用。
其三，赵武灵王八年，赵国出兵与魏、楚、燕、韩组成五国联军，发动攻秦战争。可是，却在战场遭到了重大失败。由此，赵雍深感耻辱，宣布不再参与“五国相王”会盟，也断然取消了自己的王号，下令赵国臣民称自己为“君”。按照当时残存的诸侯名义等级，各国君主的名号主要是王、公、侯、君四等。“君”的名号，通常是百里之内的最小诸侯，譬如战国末期的安陵君，大约只有50里封地。赵雍下令称“君”，实际是将自己的名号贬到了最低等。当时，赵雍有一句著名话语：“无其实，敢处其名乎！”
其四，赵武灵王九年，赵国与魏、韩组成三国盟军攻秦，再次遭遇重大失败，赵国战死将士多达八万。同年，赵国、魏国又与齐国发生战事，在观泽地带被齐军击败。
其五，赵武灵王十年，秦军攻赵，夺取中都、西阳、安邑。
其六，赵武灵王十一年，秦军再度攻赵，击败赵国将军英的军队。
其七，赵武灵王十二年，中山国攻赵，败赵军于长子地带。
其八，赵武灵王十三年，秦军三度攻赵，夺取蔺地（今山西离石西），俘虏将军赵庄。
其九，赵武灵王十六年，开始深入草原游牧族群与中山国边境地带，秘密踏勘两年。
其十，赵武灵王十九年，反击中山国，夺取房子地带（今河北赵州），取得小战胜利。
总体上说，赵雍在即位之后的19年里，也就是亲政的16年里，赵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与邦交两方面的连续失败。虽然，其间也有几次像样的邦交周旋，譬如对严重内乱之后的燕国新君（燕昭王）即位的支持，对秦国公子稷（秦昭王）从燕国返回秦国的支持等。但是，从总格局上看，赵雍执政的前19年里，赵国屡战屡败，无论是国家实力，还是邦交声望，都已经只能与燕国、韩国同处第三集团了。正是这种谷底困境，激发了赵雍决然变法的雄心。
2赵国高层的变法大论战
赵国变法国策的确立，几与秦国如出一辙，历经了艰难而激烈的论争。
在《战国策》与《史记》中，都较为详尽地记载了赵国发动变法时的激烈论争。其基本方面与秦国发动变法时相同，都是究竟要不要变法。但是，赵国的论争又有自己的特殊方面，这就是从围绕是否改变传统服装为切入，引起关于国家发展、文明存亡的深刻争论。在中国古典文明史上，对服饰制度与民风民俗的变革进行如此深刻的争论，是史无前例的。
让我们来看看赵国发动变法的历史脉络，听听赵国上层的深刻论争。
公元前307年春，赵雍秘密视察赵国北方的代郡，召见大将楼缓，第一次秘密商议变法。赵雍的基本想法是，赵国早期所以壮大，正在于“因世求变”的进取性。如今，赵国要避免“无强兵，亡社稷”的艰危之局，就必须推行胡服。赵雍的“欲胡服”，其实际所指就是军事变革，仿效胡人，创建赵国剽悍灵动的轻骑兵队伍。
赵雍的想法，得到了楼缓的坚定支持。
回到邯郸，赵雍立即召见实力大臣肥义秘密商议。这次，赵雍更为深入地说明了赵国的危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胡服骑射”的变法主张，也说出了自己对世族反对的担心。肥义的态度，一是鲜明支持，二是激励赵雍打消疑虑。肥义用历代圣王的变革业绩，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其基本思想与商鞅支持秦孝公变法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说明，赵国发动变法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秦国变法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