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士人阶层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社会涌现出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不但大大激发了社会活力，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变革运动摆脱了盲目性，从此进入了自觉的探索阶段。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春秋时代士人阶层的涌现，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巨大意义，是无法用语言叙述的。
新生存方式下的社会精神与人的生命状态和之前有很大不同。私田经济打开了新的生存天地，使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展开了真实的竞争。这种真实竞争的深入发展，彻底摧毁了诸侯时代“小国寡民”的公田世界。“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静穆图景，很快便被呼啸的竞争潮流所淹没。一切或美好或丑恶的灵魂，都被召唤到生存竞争的战场上来了。春秋晚期凝聚成的时代精神，当时的政治家用了两个字概括——争心。
这就是春秋时代大政治家晏子的一句概括：“凡有血气，皆有争心！”
这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因为，在旧官府统一管制的王权体制下，人们只需要听从安排，只需要统一行动即可。人们不需要争，也不可能争。如果说，在公田体制下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一定是想方设法的偷懒者居多，主动为公田奉献力量者少。这就是西周后期井田制生产中，之所以出现普遍的大规模怠工现象的深层原因。而私田经济的涌现，恰恰建立在个体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基础之上——你不积极努力，你就没有好的生活。所以，以家庭与个人为基点的私家生活方式、个人生活方式的普遍确立，必然带来激烈的社会生存竞争，必然使各个层面的竞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竞争或懒于竞争，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国家不争，就要落后，就要灭亡。族群不争，就要陷入困境，分崩离析，传承断裂。家族不争，则必然沦落潦倒，门庭屈辱，家族蒙羞。个人不争，则业无所成，家无所依，衣食无着，饱受歧视。
《战国策》与《史记》都曾经记载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名士苏秦第一次挫败，乞丐一般归家，遭遇到空前冷漠，“妻不下机，嫂不为炊”，几乎没人理睬这个失败者了。苏秦家人的理由是：当今之世，治产业，力工商，是正道根本，你却舍弃根本而事口舌，这很不合适。这个故事说明：春秋战国之世，对个人竞争的最根本要求，就是“治产业，力工商”，改变生存状况。你失败了，或者你走偏了，包括家人在内的社会，最主要的情绪表现是蔑视你，而不是无原则的同情你。
如此社会精神之下，各个层面的全力竞争是必然的。这种竞争，表现于整个社会精神，表现于人的生命状态，就是两个字——争心。这种“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普遍精神，在此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若干年后的战国时代，大法家韩非子以几近相同的词汇，概括了这种社会精神——“大争之世，多事之时。”这里，只有规模化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这足以说明，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所以辉煌，所以不朽，是因为那是我们中国民族在跨入国家文明阶段后，第一次爆发出全面竞争精神的时代，是第一次鼓满了生命的风帆全力前进的时代。正因为如此，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无比丰厚的文明创造，留下了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进入战国之际，我们不能忘记的，首先应该是这样一种时代精神。
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与时代精神的强力激荡下，整个社会风貌焕然一新。
6.过渡时期形成的普遍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状态后对武事的自觉追求。
从根本上说，所谓武事，就是一切用于强力打击的技能、装备与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武事的普及性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递减的。越是远古社会，武事就越是趋于直接的生存目标，涉及的人群范围也就越广。远古人类可以做到每个成人，甚或少年儿童都具有基本的搏斗本领，否则无法生存。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的打击手段越是发达，武事也就越趋于专业化，武事的普及性也会越来越弱。
但是，这一递减现象绝不意味着另一则理由的成立：人类文明越发展，尚武精神就越没有意义。恰恰相反，人类文明越是发展，武事活动群体越是专业，社会就越是需要依托尚武精神来滋养民族精神，从而形成培育优秀的专业武事阶层的社会土壤。没有尚武精神作为社会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需要自觉的尚武精神。因为，武事已经超越了依靠生存本能激发的阶段，更需要依靠精神的自觉来完成。
这是人类历史的精神逻辑，它适用于今天的我们，也适用于春秋晚期的当时社会。
春秋晚期社会，距离华夏族群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已经有近两千年了。在漫长的夏商周三代里，随着国家常备军的越来越体制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国家统管制度的越来越严密化，武事活动也越来越聚集于军队与国家。社会民众的武事活动，则越来越受到限制。在西周礼治文明建立后，兵器的日常持有权，军士的遴选权，兵器的打造权，已经大体上限制在贵族阶层与少数“国人”之间了。也就是说，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已经失去了从事武事活动的权利，只能作为碌碌耕耘的劳作群体存在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尚武事是少数人的事情，作为一种风气弥漫于社会，是没有条件的。
面对不甚严重的戎狄侵掠，西周王权表现出的疲于应对，其根源在哪里？
面对严重许多倍的四夷戎狄海洋，春秋时代却能强力反击，其根源又在哪里？
不同的社会土壤，滋生培育国家力量的强度差异，是极大的。这种社会土壤的主要成分，就是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流散于穷乡僻壤的尚武精神。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生命状态，必然弥散出强烈的尚武之风。
让我们先来看看《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对当时各国尚武风习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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