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魏哀王这一代君主是否存在还是有争议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史纪年表》就未列哀王，而包括在襄王纪年之下。《史记》“集解”“索隐”对此却都有辨证。《索隐》认为“今此文（指《史记·魏世家》）分惠王之历以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纪事甚明，盖无足疑。”“《纪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为惠王后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我们在这里不必去做细节的考据甄别。我们要说的是，无论这一时期魏国的国王是谁，魏国“太子朝秦”这件事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秦本纪》、《魏世家》和《六国年表》的同时记载，印证了这件事的真实性。
从秦武王之后，秦魏两国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此前一百年的颠倒重演。
秦国不断地进攻魏国，魏国不断地丢城失地。信陵君曾经对魏安釐王痛陈这一历史，愤激之情跃然纸上——
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
信陵君是基于劝说魏安釐王坚持合纵抗秦，而痛陈秦国对魏国扩张蚕食的危害的。这段痛陈之后，信陵君解说分析了魏国不结盟韩国的危险，也分析了秦国将来灭魏的战法。后来的历史实践，以惊人的准确性，一一印证了信陵君的预言。
但是，魏国上层集团却始终沉溺于另一种策略——以秦国为后盾，抗衡其余国家。这一国策，在秦昭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当时，齐、楚两大国联兵攻魏，魏国连番派出使者求救于秦国，秦国却迟迟不发兵。最后，魏国派出已经九十多岁的贵族名臣唐睢为使臣，求救于秦昭王。唐睢的核心说辞，充分表明了魏国的联秦国策——
夫魏，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纵，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王何利焉！
与信陵君的说法相比较，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联秦策略。
历史的困惑正在这里：面对秦国的不断扩张蚕食，魏国不是以抗秦为国策，而是以联秦为国策。其沉溺之深，虽大才强势如信陵君者，不能挽回也。这里，根基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在最后再来分析。
公元前247年，魏国获得了一个历史性机遇。
这一年，信陵君魏无忌自赵国返回魏国，发动五国合纵，并率领五国大军在河外战胜秦军。以信陵君的巨大声望与杰出的兵家才能，这本来是魏国再度抗衡秦国的一个有可能的历史性转折。但是，在战胜秦军之后，魏国以安釐王为首的联秦派，却因顾忌信陵君夺取君位，再次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并再次罢黜了信陵君的政事权，迫使这位合纵抗秦的最后柱石，在形同软禁的闲居中酒色自毁而死。
自此开始，魏国几乎完全放弃了对秦国的抵抗。魏国联秦而秦国攻魏的奇异状况，自此开始，一直延续到秦王嬴政领国亲政。吕不韦摄政时期，秦国的对魏攻势几乎年年进行，主要有6次进攻战——
嬴政二年，秦以麃公为将，发兵攻魏，斩首3万；
嬴政三年、四年，秦将蒙骜接连攻魏，夺13座城池；
嬴政五年，蒙骜再度大举攻魏，拔河东地区20城；秦国将此20城与已经夺取的卫国都城濮阳合并，设置了东郡。并逼迫卫国迁徙到了野王小城，成为秦国附庸。
嬴政七年，秦军再攻魏，夺取3城；
嬴政九年，秦军再攻魏腹心地带，夺两城；
此后，秦王嬴政亲政，专心整肃国内，秦军攻势暂时停顿，再没有对魏国发动蚕食作战。但是，到了秦王政十六年，魏国又和韩国一起，主动向秦国割地，以求自保。此后，直到灭魏之战，秦魏之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这就是说，截至秦王亲政，秦国对魏国的强大优势已经完全确立，魏国基本上完全放弃了反抗，而是完全地听命于秦国。灭魏大战开始之际，这种态势更为明显。
公元前225年，也就是灭魏大战启动之际，魏国的国王是魏假，即位刚刚三年。
灭魏之战的秦军统帅，是年富力强的大将王贲。王贲灭魏的兵力，以及谋划过程、战争过程，史料皆语焉不详。根本原因，是灭魏之战没有遭遇强大抵抗，而水战灭魏又进行得非常顺利，几乎是没有大事可以载入史册。但是，灭魏的具体过程，我们依然可以从史料记载的种种事件的交汇中，合理推演出灭魏之战的大体脉络。
就战争形式看，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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