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西部秦国的阵痛与变化最小，依靠西部扩张进入战国序列秦穆公之后的秦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大国霸业之后，秦国历经秦康公、秦共公、秦桓公、秦景公、秦哀公、秦惠公、秦悼公、秦厉共公、秦躁公九代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内乱政变，也没有发生普遍性的社会动荡。直至进入战国初期的秦怀公时期，秦国才发生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政变。其后，秦国接连内乱，一直到秦献公即位后发动的收复失地战争时，才大体稳定下来。从另一个方面说，秦国在春秋中后期一直没有滋生出新兴的集团势力，也没有出现过较大规模的权臣新政。与其他几个大国相比，秦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风貌。
所以如此，在于秦人族群的特殊历史，形成了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结构。这种可以称之为特殊国情的历史因素，其基本面在于人口结构。秦国的人口基础相对单一。具体说，秦人的构成有三部分：一部分，是秦立国初期，收容了周人东迁后遗留在关中的少量人口；一部分，是穆公时期吞灭戎狄12国，并入秦国西部的戎狄人口；第三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则是总体上属于秦人族群的诸多分支族群。在这三部分人口中，周人在数量上所占比例极小，不可能形成独立的经济领地，也不可能滋生出新的政治集团。戎狄人口则多集中在陈仓（今日宝鸡）以西，以聚散无定的游牧经济，或半农半牧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式，无力对秦国腹地发生重大影响。而迁入关中腹地的戎狄人口，只是少部分戎狄领袖层的嫡系族群，其本身动态受到秦国官府某种程度的监控，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兴集团。
所以，决定秦国政治格局的，几乎是单一的秦人族群。这种以单一族群为主要人口的大国，在当时，只有秦国。
就人口结构而言，楚国最复杂，秦国最简单。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最复杂人口与最简单人口的两个大国，都没有滋生出齐国、晋国那种足以引发蜕变式政权更迭的新兴集团。具体比较，楚国尚有接近于大国蜕变边缘的连续动荡，也曾有过令尹屈建、白公胜历时短暂的新政势力。而秦国，却一直保持着相对保守的稳定与平静，既没有楚国那样内忧外患压力下的剧烈动荡，也没有出现秦人世族阶层分离出的新兴集团的新政阵痛。这一现象，构成了我们审视文明史的另一个视角，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当然，秦国所以如此，一定还有另外的重要原因。譬如，秦人族群的结构特点，秦国的国家性格等。这些，都留待我们在探讨战国时代与秦国大变法时再行深入地探究。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个基本点：秦人立国始于春秋开端，这个新诸侯国在整个春秋时代的大动荡中，没有发生剧烈的内部变化，没有引领文明潮流，而只是扩张了土地，吸纳了人口，增强了国家实力，定立了国家根基。也就是说，对西部扩张形成的国家实力的增强，是秦国能够进入战国序列的基础。
（3）燕国历经阵痛变化，进入战国序列
整个春秋时代，有一个相对沉寂的大国——燕国。燕国的春秋史极为简单，其在春秋时代的重大作为，可见的史实，仅有如下四则：
其一，燕国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有效抗击了北方诸多胡族的严重侵扰。
其二，燕国是齐国的忠实盟邦，是齐桓公霸业的基本力量之一，对尊王攘夷有重大贡献。
其三，燕国在春秋时期吞灭了蓟国，并将都城迁到了蓟城，国力开始壮大。
其四，在春秋中期，燕庄公曾经有一定程度的新政，但遭到了齐桓公的遏制。
总体上说，春秋时代的天下变化大潮，对燕国没有根本性触动。燕国没有因为新潮流的激荡而发生重大的政治事变，也没有新兴集团的涌现与新政的推行。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则，燕国地域偏远，受中原文明潮流的影响与冲击较小，社会缺乏晋国、齐国那样广阔深厚的求变土壤。二则，北方诸多游牧族群的劫掠杀戮，对燕国生存压力极大，抵御外患是当时燕国的主要任务，没有生成新兴集团所必要的相对松动的社会条件。
但是，若从国家实力的角度看，燕国在春秋后期的实力，已经有很强的根基了。据《战国策》记载，苏秦第一次游说燕文公，对燕国实力的描述是：“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骑六千匹，粟支十年……此所谓天府也！”
依据史实，战国初期至燕文公之间，燕国并无大的扩张战争。由此可见，燕国实力的增强，主要在于春秋中后期的攘夷战争与吞灭蓟国。至少，苏秦所提到的朝鲜、辽东、林胡、楼烦、云中、九原，这些边地胡族的基本活动区域，在春秋中后期已经都是燕国的有效领土了。在当时，这是相当雄厚的国家根基了。正是在这样的根基上，与秦国一样没有大动荡的燕国，也进入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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