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诱因而已。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谋叛乱，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着深刻的内部利益原因。从社会历史原因说，殷商文明与周文明有着很大差别，殷商王族遗民即或不满纣王政权，也一定向往着回归与重建自由奔放的殷商社会生活。此时若有诱因，殷商遗民的起兵叛乱是毋庸置疑的。从内部利益原因说，周人的文明形态还没有制度化，权力传承也不甚严格。周文王就没有立长子伯邑考的儿子为太子，而直接立了伯邑考的弟弟姬发，也就是周武王。武王死后，按照当时不甚严格的权力传承，其兄弟或儿子继任，都是正常的。而三监诸侯，又恰恰都是周武王的弟弟，都有继位的可能。其中的管叔，排行还在周公旦之前。
如此格局，如此没有定制的传承，必然引起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周政权能否延续，周文明能否真正创建，此时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6.周公的大规模东征战争
东方四国叛乱后，极富政治经验的战略家周公，立即作出了两大方面的部署。
首先，是毫不犹豫地立即起兵，不使祸乱之势继续蔓延。
周公集结大军，并发表了一篇普遍文告，这就是录在《尚书》中的《大诰》一文。这篇文告极具政治策略，将叛乱的根源归结为殷人“鄙我周邦”，不服天命；对周人的内部权力争夺因素，则基本略过，只指出了周人的普遍危险：“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我国有疵，民不康。”最后，周公凛然宣示决意东征，说只要有十个人誓死追随我，就能战胜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成的伟大功业！这一具有决战决胜气势的文告，对激励周人的斗志，安定后方大局，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其次，周公旦与大军事家吕尚所在的齐国，以及自己儿子做国君的鲁国秘密联络，使吕尚的齐军，伯禽的鲁军同时进兵，与周军主力三面压迫叛乱势力。
周公亲自统率王师主力向东开进，开始了大规模的东征平乱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三年。
周室三监与殷商遗民的合力叛乱，在进入战争阶段后，其性质已经远远超越了叛乱发生阶段的权力争夺与复辟商政，而演变成了一场文明差异下的全方位冲突。当时的中国大地，各个地域族群的文明形态，还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腹心地带的炎黄族群、五帝族群、夏人族群、商人族群、周人族群、秦人族群的文明形态，相对接近于同一。而辽阔的东部、西部、北部、南部地带，尚有高山大川草原湖海之间的众多族群，以各自独立的生存方式在发展着。这些族群的文明，当时还处在相对原始的游牧渔猎状态，常常以冲击、劫掠腹心地域的高文明族群为重要的生存补充方式。
正是文明差异的深刻背景，殷商末期虽然在平定东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并对东方众多小诸侯方国形成了中央宗主国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并不会因为周灭商而自动转移到周王国来。现实状况恰恰相反，东夷族群在殷商灭亡后，立即重新变成了独立的部族方国群。此时，监管诸侯与殷商遗民合谋叛乱，众多的东夷族方国立即群起呼应，几乎是必然的。从本质上说，即或没有这样一场大叛乱，新兴的周王国也同样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如何重新使东夷族群归附？周公毅然东征，实际上是将巩固政权、融合文明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合并到一起来完成。从社会成本的意义上说，这是极有历史价值的战略抉择。
而对于刚刚建立天下政权的周王国，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历史考验。
东征之战的具体进展，已经被遥远的时空简化得无法复原了。
我们所能知道的大线条是：周公亲自率领的王师主力军，从西向东正面进击；吕尚率领的齐军偏师，从东部海滨向南进击；伯禽率领的鲁军偏师，从北部向东南进击。三年之后，三路大军彻底击败了叛乱主力军，消灭了五十余个呼应叛乱的东夷诸侯国。战胜之后，周公毫不手软，立即刑杀了管叔与殷商首领武庚；对附从叛乱的蔡叔，则将其流放到荒僻地带去了。
但是，大局能在什么样的水准上稳定下来，还有待于周公的战略选择。
周公廓清云雾的第一步，是迅速安定殷商王族遗民。
来不及在班师后从容处置，周公在战胜之后，立即着手实施这一最为紧迫的战略要务。最重大的政策是，周公就地选定了殷商王族遗留下来的一个政治人才——微子启，作殷商王族遗民的统领，封其于宋地作为诸侯国，延续殷商王族的社稷祭祀与血统传承，给殷商遗民保留了一处精神归宿之地。
微子启，是殷商末期君主帝乙的长子，是亡国君主殷纣王的同母庶兄，是很见政治才具的一个出色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微子启曾经以两次重大的政治作为闻名天下，对周人稳定大局有利。其一，微子启因不满商末暴政，曾屡次谏阻纣王无效，愤怒绝望地逃出了朝歌。其二，武王伐纣时，微子启曾经带着全副祭器与贡品，袒着上身，自缚跪行到周军营地，对武王表示了自己与殷商暴政的深彻决裂之心，并坚定支持武王伐纣的立场。如此一个既具殷商王族嫡系血统，又对周人政权保持鲜明道义支持的人物，自然是统领残余殷商王族人口的最佳人选。
虽然如此，周公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周公所封的宋国，只是殷商王族的战后遗留人口，而不包括昔日殷商王畿的广大庶民族群。历史地看，这一战略考量的基本点在三方面：一则，削弱殷商王族诸侯国的人口实力，防备其重新成为叛乱根源。二则，殷商遗民的庶民人口尚余七大族群，人口众多，规模庞大，如何安置，以何人为统领，都是需要通盘考虑而不能急切决定的大事，只能稍缓。三则，殷商王族人口是叛乱势力的要害根基，尽快安置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从战略层面看，这是向所有追随叛乱的战败族群发出的鲜明信号——周人对殷商王族尚能给予出路，对其余附从势力更不会赶尽杀绝。
恩威并举，攻心在先，是周人政治文明的历史传统。为了彰明政策，周公针对微子启受封诸侯国的事件，专门发布了一篇文告——《微子之命》。这篇文告的原文，在西汉之后已经湮没了。但是，其本质意涵一定是清楚地告诫殷商王族遗民：微子宋国的命运就是存续殷商血统，祭祀殷商社稷。若继续对抗周王室，一定亡于非命！
历史的实践证明，周公以最快速度分封殷商王族人口，是符合当时实际的非常高明的政治战略，对迅速安定天下大局起到了直接作用。
周公廓清云雾的另一方面，是耐心诱导镐京君臣明白当时的艰危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