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殷地，一举稳定了将近三百年，再也没有迁徙。
商人大迁徙的频率，为什么前后有如此鲜明的变化？
历史的深处，还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重大史实？
历史深处所隐藏的基本史实，实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与夏王国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大禹治水时期四大族群之间的复杂矛盾，我们就应该能够分析出此后的历史延续。大禹后期，舜帝已死，曾经与大禹及禹族有过直接摩擦的商人族群，在各种集团利益分配中，一定是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了。大禹死后，夏启又对老盟友——伯益族群发动了突袭，一举夺取了最高政权。此后，又对率先“不服”的有扈氏进行了大举讨伐，消灭了有扈氏，就此稳定了强力政权。
此时，契很可能已经老死了。其后的商人族群，依据先祖的政治立场，既不愿支持夏启政权，又不愿支持曾经是大禹同盟的嬴秦族群，同样也无法与后稷的周族达成同盟。妥善的方法，也许只能离开原先的丰美封地，寻求他处谋生。事实上，这时的商、周、秦三大族群都还没有完全融入夏启新的诸侯体系中，也就是说，还都不是夏王国的直封诸侯，还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结局是：秦人族群分散逃亡隐匿了，周人族群则向西迁徙了，商人族群也绝不可能留在夏王国政权的腹地区域扮演尴尬而危险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说明，直到四百余年后夏末之世的商汤时期，商人还一直对夏人政权保持着深刻的敌意，夏王国的末世政权——桀，也还对商汤族群保持着很大的警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契至汤的四百余年里，商人连续迁徙八次，就很容易理解了。
第二个基本方面，商人的多种经济活动并存的生存方式，要求他们不断寻求更为合适的生存地域。商汤立国之后，商人的生存区域大大拓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商人族群必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生存空间的自由，必然会不断寻求更适合多种经济活动同时发展的生存区域。商汤立国之后，当时中国腹地的族群，大多聚居于黄淮流域的大平原与诸多山原湖泊地区。其中，对渔猎、农耕、畜牧、商旅同时有利的区域很多，但在当时的闭塞条件下，商人族群未必全部清楚，只能不断寻觅。自盘庚开始，商人在黄河流域大幅度迁徙五次，很可能是仍在寻觅合适的生存地域。而自迁徙到黄河北岸的“殷”地后，商人一定是认为找到了最理想的生存之地，于是，从此再也没有迁徙。
3.商旅经济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
让我们从具体的文明史环节说起吧。
在契之后的第三代领袖相土时期，商人就发明了马车。在第七代的领袖王亥时期，商人又发明了牛车。请注意，车这种工具，在黄帝时期就出现了。但是，用什么拉车，车如何使用，在我们的近古历史记忆中却没有痕迹。
最初，车的主要用途是服务战争。黄帝指南车，是车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早传说。但是，指南车是没有人乘坐的木车，对生产活动没有直接意义。只有在商人发明了马拉车与牛拉车，将车这种承载工具与稳定而经常的动力结合之后，车才真正具有了生产力的意义。从实践上说，商人将车与马牛动力结合，一定要对古老的车具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进。所以，马车牛车，不能看作简单的马牛与一辆车的相加，而是一种生产手段的整体发明。马车与牛车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族群迁徙与物品搬运的效率，也大大加快了人群之间的联络与速度，堪称早期国家时代最基本的伟大发明之一。
古典文献《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民为利，而天下化之。”意思是说，商人祖先所以能使天下文明开化，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建立了帛牢制度，就是以布条圈地为牢的监禁制度，这是一种注重精神惩罚的早期司法制度，与早期周人的画地为牢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第二就是驯服牛马，发明牛车马车以便利民众。管仲将这两件事并列为天下文明开化的根基，是值得深思的。
可是，马车牛车如果仅仅用来载物载人，显然太可惜了。
于是，马车牛车又生出了其他用途，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远程交换方式。
剩余物品的交换，在近古五帝时期就产生了。但是，那时的交换活动，基本上都是相邻族群与相邻住户间近距离的物物交换。直到夏代建立井田制，这种交换活动的最主要方式，还是停留在以公井为中心的八家之内。一井八家之外，人们很少有紧密交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此之谓也。
就是说，普遍的远距离剩余物品交换活动，在商人之前还远远没有形成。马车牛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聪明的商人，开始用牛车马车装载着自家或本族的剩余物品，流动于各氏族群落之间，相互交换剩余物事。这种远距离的交换，给商人带来了种种方便与实际利益。于是，商人的远行交易渐渐成为他们基本的谋生方式之一了。随着物品的不断流动，随着交换频率的增大，商人族群中又出现了普遍应用的商品交易媒介物，也就是最早的货币形式——天然贝壳。
今日河南的殷墟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天然贝壳，还出土了骨贝、铜贝、玉贝等实物。殷墟是商代后期遗址，并不是早期商人的活动地。所以，铜贝、骨贝、玉贝等，完全可能是发展了、丰富了的早期货币，而不是早期商人使用的货币。早期商人的货币，应该是天然贝壳。殷墟有大量的天然贝壳出土，说明后期商人在使用其余货币时，仍然在同时使用着天然贝壳。这一事实足以证实：商人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献《尚书》中，有一篇叫做《酒诰》，是关于商人早期商旅活动的最早记载。这篇历史文献，是周公专门告诫即将镇守东方的康叔，应该如何监管殷商族群的谈话记录。其中，周公讲述了商人极其重要的一个生存传统。周公说：（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情境：很早的时候，殷（商）人就牵着牛车远走，到其他氏族交易货物，用来孝养父母家人了；一朝归来，父母家人高兴地摆置好丰盛的酒菜，与交易归来的远行者致酒庆贺，其乐融融。
显然，早期商人的远行贸易活动，形成了商人族群特有的商旅经济。这是商人族群的伟大发明，也是商人族群生存方式的基本构成部分。后世的中国人，将交换标的称为商品，将商品交换领域称为商业，将远行贸易活动称为商旅，将从事贸易交换的生意人称为商人，应该说，这都是商人族群的交换传统烙在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深刻印记，也是我们对远古商人永远的追思与纪念。
4.商人族群多种经济活动兼容并存
商人生存方式的基本点，是多种经济活动的兼容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