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大代表这个头衔的保护，徐志清便跟一个普通商人没啥区别。
尽管已经做了许多保密工作，徐志清还是在第一时间得知杨厚被隔离审查的消息，随后，一个来自京城的神秘电话，让他感到事非寻常，立即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随即独自开车离开云州，以最开的速度赶到临市，买了机票之后，却又隐入乡村，并没有去机场。
徐志清明白，此时乘飞机出逃已经非常危险了，从各种渠道汇总来消息都表明，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安然逃出国境，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偷渡上。
惠隆工贸有限公司本身就是以走私为主公司，自然掌握着不少偷渡的资源，所以，当徐志清自己需要偷渡的时候，很容易的便启用了其中的一条。
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安排的天衣无缝，当徐志清成功的踏入预定的聚居点茶树庄时，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只要到了这里，距离逃出国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此地远离都市，极为偏僻，原本就是徐志清早年走私时的一个隐秘据点。
徐志清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但经历却十分波折，当过兵坐过牢，甚至还曾经在车站擦过两年皮鞋，后来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一位从事贩毒的贩子，跟着跑了几趟缅泰，从此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深陷其中，从一个运送毒品的发展成为巨枭之一。
正是从毒品贸易中完成了资产的原始积累，徐志清开始慢慢转行，走私生意越做越大，逐步规模化、集团化，利用手中的资金，开始为他四处经营关系，打通人脉，为自己的走私事业披上外衣，银弹美女，无所不用其极，终于为他撑起了一方天空。
杨厚是徐志清结交的权贵当中并不甚起眼的人物之一，但对他的走私发展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结交其他权贵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谋取相应的身份资历，而结交杨厚则纯粹是为了走私经营能够规模化。
两年前，杨厚违反海关正常审批程序，将一个原则上不再审批的“废危保税仓”批给了惠隆工贸有限公司，帮其在云州港设立了公共保税仓库。
正是这个保税仓的建立，使惠隆工贸有限公司的走私进入大规模的阶段。
徐志清以该保税仓为基地，制作假单据，利用外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向海关如实申报，采用少报多进的方式进行走私。
两年多的时间内，惠隆工贸公司疯狂作案，仅成品油这一项，他们每次走私少则也有几百吨，多则达到五六千吨，共走私成品油六百多船次，走私油总量达一百五十多万吨，偷逃应缴税款达五十四亿元，算得上是云州注册的公司有史以来偷逃关税数额最庞大的了。
为了维持这些关系，徐志清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光是杨厚一家，他每年支出的各种费用就达数百万，当然了，这些费用几乎都是通过杨厚的妻女等家庭成员来消费掉的，至于杨厚本人，反而接受的礼品并不多，一块价值六万元的劳力士手表，还有出国考察时私下敬送的数万美元的“差旅费”在送礼这方面，徐志清还是相当讲究的。
他一般不会直接贿赂官员本身，而是从他们的身边人身上下手，比如杨厚的女儿杨若丽，领着每月数万元的薪酬，挂着总经理助理的头衔，工作却仅仅是为公司的职员办证，还把一套价值数十万元的房子“分配”给了杨若丽，算是公司的福利分房。
为了结交京城的某位海关高官，徐志清将其在香港的一套价值四百万港币的住房“借给”那位权贵的儿子，待给那位权贵的儿子办理好香港的居民身份证后，立即将住房过户给那位权贵的儿子，又借口代步方便的原因，将一辆大奔送了过去。
类似的例子层出不穷，不过，徐志清也从那些权贵手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海关总署的那位权贵就曾经指示杨厚，先后数次将海关调查局罚没的轿车低价处理给徐志清，让其倒卖获绒额利润，在这一系列的交往当中，徐志清的人脉也越来越广。
杨厚被隔离审查，徐志清得到消息的时候尚没有当回事儿，觉得自己被牵涉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毕竟直接贿赂杨厚的次数极少，而且都非常隐晦，也不可能留下什么证据，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审查杨厚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是针对杨厚的顶头上司，海关总署的副署长王逸，也是徐志清在海关最大的倚仗。
虽然徐志清与杨厚起初是在饭桌上相识的，但两人交往日深的真正催化剂却是王逸。
王逸，海关总署副署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管全国的打击走私工作。
徐志清就是通过腐蚀王逸身边的亲朋家人，才将王逸拿下的，银弹、美女齐上阵，王逸的妻子和三个儿子，都是徐志清用这种方式击倒的。
与王逸之间，徐志清已经能够兄弟相称，可见两人私交如何了，之所以能够顺利拿下杨厚，可以说王逸在其中也是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