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7章又见钱先生？钱穆与钱玄同来访！
来了北大之后，自然便会有许多“故人”“朋友”上门拜访，有些本身就是北大教授，有些则是北平城内知名学者，冲着包国维的名头，都来拜访一二。
不过好在，蒋梦麟并没有将包国维的住所大肆宣扬。
所以能够找到包国维的，也仅仅是一些熟人。
以与章太炎有过交集，或者是同门师兄居多。
这个时代，北平城内的大师多如牛毛。
莫说包国维不熟悉的，就是包国维熟悉的。
也能在北平城内找到诸如。
胡适、钱穆、周作人、郑振铎、吴承仕等等先生。
更不要提理科方面的一些先生了。
这几日，包国维也算是见了不少此类大师。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有些包国维只能是敷衍一下，因为与对方交际实在是无聊乏味。
可有一些，他还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例如，刚刚回国担任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镭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先生。
包国维甚至在百忙之间，抽空主动拜访了这位先生。
严济慈前几年仍旧在法国学习，去年年底才回到国内。
包国维去巴黎大学的时候，实际上严济慈也在巴黎。
只是因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还在推进，所以不能够跟包国维见面。
见到包国维之后，严济慈得知了对方资助居里夫人研究所的消息，也明白了包国维的良苦用心，一时间感慨万分。
他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竟然会关注到物理研究领域，也惊讶于他年纪轻轻就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秉文有此心，便是国家之幸，国民之幸。”
彼时的北平研究所还十分简陋，可严济慈的专业性一点都不差。
包国维简单跟严济慈交谈一番，跟与居里夫人见面一般，透露了一些“自己”对于物理学的见解。
还有对于“放射性”物质今后研究的展望。
“秉文竟然也懂物理学？”严济慈惊讶异常，
随后又自嘲一笑。
“我差点忘记了，你小子是被外界称为华夏达芬奇的家伙。
我若是生物学家，定要将你的脑袋好好研究一番。”
这话虽是开玩笑，却也让包国维吓了一跳。
当即落荒而逃。
不过，归根结底，包国维能够透露的也就那么多了。
拔苗助长，并不是什么好事。
欲速则不达。
包国维就算是再着急，也不能直接将后世的研究理论甩在对方脸上。
先不要提对方相不相信。
更重要一点是，这并不一定有用，还容易引发诸多麻烦。
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过程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不然就像是小学生拿到一道微积分数学题的最终答案一般，毫无作用。
能够有一些方向的提点，对于科学家来讲，已经是十分不得了的帮助了。
回到四合院中，包国维继续撰写《宏观经济学》，东西都现成在脑子里面。
他的工作就是整合，并且将时下的经济事件带入替换。
至于几天后的演讲内容，包国维心里早就有了草稿。
北大方面，给了包国维两个星期熟悉和准备的机会。
蒋梦麟很重视这次包国维的出场，让他准备久一些，也是希望包国维能够带给北大学生们，更加惊艳的表现。
更重要是，给予包国维一点时间，准备他的经济学课本。
特别是，蒋梦麟在听到，包国维说一个月便可以完成《宏观经济学》这本书之后，差点没有把下巴掉下来。
可大家早已对包国维的“口出狂言”习惯了。
蒋梦麟也只能够将心放在肚子里面，静静等待包国维带来惊喜。
拜访的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
包国维倒是希望，能够看见徐志摩等人，去年徐志摩就已经接受了北大和北平女子大学的邀请任教。
只不过这个家伙全国到处跑，为了自己的小娇妻耗尽了心血，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一个星期之后，拜访的人少了，安静过了几天，包国维倒也是乐得清闲。
礼拜四的早上，包国维正在心里打磨着过几日演讲的课题，外头传来曹晏海咋咋呼呼的声音。
“师父！师父！有客人！”
上周，包国维这句话都快要听出茧子了，这几天倒是少见。
无奈叹了一口气。
曹晏海能通报过来的，那都是不得不见的人物，不然他便帮助自己挡出去了。
包国维倒也不整理衣服，穿着裤衣便朝着大堂走去。
“知道了，迎到大堂上就成。”
可当包国维走到大堂上面，看到堂上坐着的两位先生，顿时吓了一跳。
“德潜先生！”
再看旁边一位先生的面容，包国维也随即认了出来说道。
“宾四先生！”
包国维本来对于会客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很积极了。
所以才会如此倦怠。
可正巧，面前这两位先生，就是包国维想要在北平，拜访认识的两位民国大师。
一位名讳钱玄同，钱德潜。
一位名讳钱穆，钱宾四。
此二人，在民国历史上，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
前者，包国维先前造访津门的时候，在火车上意外相遇过。
而且，某种意义上，钱玄同也算是包国维的师兄。
年间他与黄侃、迅哥儿一起，跟着章太炎学习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学及《说文解字》。
钱玄同还是推崇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
只不过后来，这位先生的想法越发激进，甚至提出了要废除汉字，改使用“罗马字拼音”的建议。
可谓是引起了极大的波澜。
先前在火车上，两个人还针对废除汉字这个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
现在，看传闻来说。
钱玄同似乎是“拨乱反正”，改支持更为柔和的“简体字”方案了。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受到自己影响的原因。
至于钱穆先生。
在后世最为闻名的乃是，著《国史大纲》这本书。
这本书的创作背景，乃是在战争最为危急的时刻。
当时大学撤离到西南方，国内四处弥漫着不安彷徨的情绪。钱穆则是抱着华夏人写华夏人最后一本史书的信念，而落笔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