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时代起，东方大陆族群就与众多文明差异族群处于共生状态。从大禹治水之后进入国家时代，我们的族群就以国家的形式进入了与周边族群的冲突与竞争之中。从夏王国开始，我们对周边族群入侵的反击，就是适可而止的。在夏代初期，夏启南征苗蛮，战胜之后便退兵而回，并没有坚持斩草除根。应该说，这是最早时期的强力反弹，有限扩张了。此后，殷商末期的东夷族群又多方侵袭中原腹地，殷纣王对东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胜利之后同样是订立盟约，撤退军队，也并没有无限度地占领杀戮。应该说，这是第二次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后来，就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的大反击。
再后来，就是从战国初期到秦帝国时期对匈奴与诸胡势力的大规模反击。
从总体实践上说，强力反弹，有限扩张，是中国民族在前三千年锤炼出的文明生存大智慧，一种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一种永恒的历史经验。
（3）第三基本经验：在文明冲突中自觉保持强大的消解融合精神历史证明，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特定文明在诸多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包容性。具体地说，该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否具有亲和力？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是否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的形成传统，等等方方方面面，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形态，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与强大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文明的种种介入，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这是文明竞争与冲突中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
中国民族在此前三千年遇到的软形式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
其一，外来族群入侵而被驱赶后，其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形态；
其二，自愿归化的外来族群，以不同的文明形态，聚居于华夏地域；
其三，和平往来中流入的外来族群的文明形态；
其四，与周边族群的各种往来中所产生的文明差异与冲突。
以上四种文明交叉情况，在包括秦帝国时代在内的前三千年里，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其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后世任何时期。华夏文明所以能从中国腹地开始，一步步如同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周边族群而壮大，其间，极为重要的原因，绝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华夏文明的包容力与亲和力。可以说，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知道名字的那些远古周边族群，截至战国末期，绝大部分都融进了华夏文明圈，而且具有不再反复的极大稳定性。
这一历史现象的形成，就是一个民族消解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的能力。
这一能力所以形成，在于前三千年中的历代国家政权所自觉秉持的文明消解战略。
这一战略，大体上有三个基本方面。
首先，对具有文明差异而又愿意依附于华夏文明的周边弱小族群，能够自觉建立并维护一种相对稳定的盟约关系，不坚持占领式的吞并。长期奉行和平盟约的结果，使诸多弱小族群在事实上越来越深地融入了华夏文明。战国时代的楚国对岭南族群的关系，可算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之一。
其次，对外来族群入侵所遗留的残余人口，采取了自觉的不歧视政策。这在秦国对戎狄人口，赵、燕、齐三国对诸胡人口与匈奴人口，楚国对诸多苗夷人口中，都得到了完全的实际体现。秦帝国建立之后，更是对境内所有文明差异族群一体化对待，一体化地视为“黔首”。
再次，对外部流入的陌生文明形态的人口，首先抱不排斥不歧视的态度，而后准许其自由发展。这一点，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对待最早的佛教人口的流入方面，得到了典型验证。据马非百先生之《秦始皇帝传》考证，最早的一批佛教徒进入中国后，始皇帝许其按照他们的方式自由行走，听其自然发展。
在此前的三千年中，中国文明当然也有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地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历代国策远远比同时代的其他大民族更具有文明的包容性。与后世欧洲移民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文明历史，在前三千年就已经奠定了与异质文明的共生意识，又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共生经验。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像中国民族这样，在久远的时代，就具有了文明的正义性与生存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拓展的大血债，没有种族灭绝与资本掠夺的历史大血债。中国在数千年之间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发展。
一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生存法则，这是无法掩盖的不朽的历史光芒。
（4）第四基本经验：强烈自觉的统一精神，霸气充盈的反分裂实践自黄帝、炎帝开始，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不断走向更高阶段统一的历史。
黄帝、炎帝、蚩尤三大族群之间的战争，促成了我们诸多特大族群之间最早的联盟政权的建立。之后，历经颛顼帝、尧帝、舜帝、禹帝，我们的联盟政权日渐紧密与成熟。终于，我们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创建了最初的邦联制政权。相比于之前的松散联盟，向相对紧密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殷商时代，我们又迈出了一步——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华夏族群的同一性更为紧密了一些。西周时代，我们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跨越到了联邦国家的新时代。虽然，西周仍然是诸侯制；但是，国家与文明统一的程度，显然都是更为紧密了。
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华夏世界以脱离王权的历史形式探索着走向更高统一的历史道路。这五百余年中，华夏世界对统一王权的沦落造成的现实灾难，有了更为清醒、更为自觉、更为普遍的历史反思，统一思潮以更为深刻的思想形式表现了出来。同时，在社会历史的实践中，七大战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争取统一中国的资格竞争，接踵而来又连绵不断的变法浪潮，正是这一资格竞争的现实表现。
历史的选择是，当时的秦国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变法，建立了战时法治社会，成为那个时代具有最高文明水准的国家，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历史实践的进展是，秦国在法治文明的道路上不断强大，百余年之后，终于在战国末期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进程。历史的结果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疆域，建立了秦帝国统一政权。同时，秦帝国又统一了中国文明，创建了华夏世界新的统一形态的文明体系。
在这三千年中，华夏世界追求更高统一形态的历史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