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世，东南、岭南、西南的诸多族群政权，较中原诸侯群更早地脱离了王室辖制，与北方众多胡人族群、西部众多戎狄羌人族群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对中国腹地发动了长期大规模的蚕食战争。
当此之时，实力强大的齐国（齐桓公与丞相管仲）发动了“尊王攘夷”运动，号召中原诸侯群重新以西周王室为旗帜，全面反击蚕食浪潮。经过中原诸侯九次联合大反击，这场长期冲突终于平息，华夏文明圈之外的胡人族群、戎狄族群已经被基本驱逐出去。松散游离于华夏文明圈内的东南、岭南、西南的诸多族群政权，除一部分已经融合于中原几个大国之外，大部分都回归了原本的生存区域，各自以自治政权的形式进入了大争潮流。
进入春秋中后期，南部的楚、吴、越三国先后强大，分别开始向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伸展。其中，楚国伸展最大，并吞融合了七十余个以诸侯国形式存在的族群自治政权，成为南中国最强大的王国诸侯。同时，吴越两国也先后崛起，融合了东南岭南地区的许多族群自治政权。
显然，从春秋中期开始的统合，已经超越了“称臣纳贡”形式的松散邦联制，而进入了实力兼并阶段，直接以战争与军事谈判的方式统合星散林立的族群自治政权了。但是，统合之后的族群政权，依然有一部分保持着松散状态。当宗主国衰弱的时候，这些被统合政权就重新分离出去了。从总体上说，这种统合，仍然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第四阶段，战国时代的实力统合与治权统合。
战国时代对三南地区的伸展，主要是三大力量：楚、秦两强与越国余部势力。
首先是楚国。战国中期，吴、越两大国先后被楚国吞灭。东南、岭南的诸多族群政权，以及西南边缘地区的一些族群政权，在吴越灭亡之后先后臣服了楚国。由此，形成了以楚国为中心的华夏南部世界。楚威王时期，楚国又派出将军庄蹻率军进入西南，一度实际占领了黔地、滇地两大地区（今日贵州省东北部与云南省北部）。楚国的伸展，对融合西南族群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之后的楚国日渐衰落，加之又将重心放在了应对中原战争方面；故此，楚国已经没有力量继续扩大三南地区的实际治权了。自战国中期的楚威王之后，楚国对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只是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宗主国地位而已，其实际治权与实际影响力，都已经越来越小。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将近百年。到楚国灭亡之时，东南、岭南、西南的众多族群政权，事实上又重新陷入了林立分治、相互攻伐掠夺的大混乱状态。
其次，是越国余部力量的南部大伸展。
越国被楚国吞灭后，越国王族之残余力量与众多追随族群，向东南方向逃亡了。在东南之海滨高山地区，在岭南之海滨高山地区，先后或同时建立了两个新的越人政权。一个是以“无诸”为越王的“闽越”政权——东南越人政权。另一个是以“摇”为越王的“粤东海”越人政权——岭南越人政权。在楚国对东南、岭南的实际控制力大为衰减的大形势下，这两个越人政权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东南、岭南绝大部分自立小政权，都先后依附于这两个较大的越人新政权。东南、岭南的广大海滨高山地带，就此变成了越人世界。
从这时开始，东南、岭南诸多族群政权，获得了一个天下公认的名号——百越。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越人族群，为东南、岭南融入华夏世界，作出了较前更为深入的历史贡献。历史主义的评判，越人后裔进入东南、岭南，是华夏世界有效统合东南、岭南的第一块历史基石。
再次，是秦国对西南地区的伸展统合。
秦国在西南的伸展统合，开始于战国中期的秦惠王时期。
当时，秦惠王接受了名将司马错的战略主张，利用巴、蜀两地政权请求秦国帮助其平定叛乱的机会，一举并吞了西南最大的两个政权，设立了巴、蜀两郡，为秦国在西南地区的伸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其后，历经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直到秦王嬴政，五代之中，秦国在西南地区的实际治权伸展，已经达到了与巴蜀相连的黔、滇两大地区。
之后的秦昭王时期，名将白起率军攻楚，战胜之后又向西南进军，第一次设立了黔中郡。设郡之后，白起留下了部分将士驻守，并在与黔中郡（今贵州省东部）相连的牂柯江地带的且兰（今贵阳市以东地带），设立了牂柯国，并将其头领的等级确定为王号，实行诸侯式自治。秦昭王后期，秦国修通了蜀道，从咸阳进入西南高山地区的路程相对缩短。从此，秦国才开始直接派遣官吏进入牂柯地区，实行统一治权。
秦国安定西南，采取了文武并重的基本方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秦昭王与西南夷订立盟约的一则故事。当时，虎群流动于西南各地，危害很大。秦昭王下令，悬赏消除西南虎群之患。当时的西南夷人中，有一个部族能制作白竹弓弩。这种白竹弓弩，对射杀虎群头目——白虎，有特别功效，对平息西南虎患立了大功。之后，秦昭王兑现封赏。但是依据秦国法统，不能将白竹弓弩部族的领袖升格为自治诸侯。于是，秦昭王便与西南夷族群的首领们会盟，与这个部族订立了一个包含特许权利的盟约。
这一盟约，有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赋予这个夷人部族以三大特许权利。其一，特许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其二，特许其男子可以娶十个妻子，但不出人口税；其三，特许其族人在杀人之后，可以以金钱赎取死罪。盟约的另一方面，则是与整个西南夷诸多族群共同订立的颇具喜剧性的互不侵犯规定——“秦犯夷，输黄龙（玉佩）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结果是，盟约订立之后，“夷人安之”。
从总体方面说，秦国与西南地区的文明磨合，取得了较好的历史成效。但是，由于秦国在西南地区的伸展有限，只是与巴蜀两地相毗邻的局部区域；所以，秦国所能辖制与影响的地区，并不能决定三南地区的整体形势。即或是西南地区，到秦灭六国之时，也仍然重新陷入了众多族群政权相互争夺的大混乱。
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自治政权，至少有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雋唐等十多个。这些自治政权或称侯，或称王，大小不一。其所属族群的生存状况，有一部分是邑聚、种田的农耕族群，更多的则是“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的游牧族群。显然，这些族群的生存方式与服饰文明，已经非常接近戎狄族群了。
2.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实施
所有上述基本状况，都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发生——
新建的秦帝国政权，若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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