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若黔首为佣耕者（代地主耕耘），其自报的土地官府也同样予以确认；
其四，大中小各层地主，在黔首自实田中失去的出租土地，官府统一补偿解决。
这一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后两个层面，也就是对民众“佣耕”土地的确认，以及对失去出租土地的各阶层地主的补偿处置。这两个基本点，是“黔首自实田”的真正意义所在。因为，对拥有自己土地的黔首而言，自实田的意义只是程序性的登记与确认；而对于“佣耕户”黔首来说，自实田的意义则是重新获得曾经失去的土地。
从整体上说，这一法令的历史意义，是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全面推行了土地私有制。这一法令实行一年之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二年，天下农耕经济面貌获得了很大改观。这一年的碣石门石刻，记载了当时的天下盛况：“天下咸服……惠被诸产，久分来田，莫不安所。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2）第二方面，在全国明确推行重农政策
重农政策，是自商鞅变法开始在秦国行之有效的传统的基本经济政策。当时的山东六国，虽然也保护农业，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自觉持久地推行重农政策。秦统一中国后，将重农政策扩展为整个帝国的基本经济政策，这无疑是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统一制度之一。
琅琊刻石文对这一政策的记载是：“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
什么是上农除末？上者，崇尚也。这四个字的字面意思是，农耕最上，其余行业都排在农耕之后。概括地说，就是以农为本。重农政策的实际表现，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家保护农耕经济不受市场波动的侵蚀损害，譬如保护粮价平稳的平准政策，就是国家重农的政策之一；二是农、战并列，重视对农爵的优先赏赐，保护农民的政治地位。
重农政策，不是同时抑制贬低工商业，而是同时重视推动工商业发展。只有在农业经济受到市场冲击伤害时，重农政策的实际意义才显现出来。后世多将帝国重农政策误解为汉代之后的“重农抑商”，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读，或有意地曲解。通俗地说，秦帝国是重农不抑商的，而不是重农抑商。
（3）第三方面，秦帝国对工商业的推动政策
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有大量保护奖励作坊生产与商旅活动的法律规范记载。其中有一条奖励新工匠（学徒）的法条这样规定：“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两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这是说，师傅教得好，能使学徒提前成为工匠，师傅与学徒都可以见到官员，并得到法定赏赐。
另有一条这样的规定：“隶臣（奴隶）有巧，可以为工者，勿以为人仆养。”这是说，奴隶中若有工艺技能之人，不能让这样的人做仆役，而应当成为工匠。
其他史料中，也不乏推动工商的政策记载。譬如，秦国对巴郡寡妇清开采矿业有成，就曾给予政治奖励，建立“怀清台”以示表彰。对北地郡救灾商人乌氏倮，也有爵位奖励。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在农业经济时代推行重农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它并不意味着重农要以抑制工商业为必须条件。
（4）第四方面，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是三大计量单位的统称：度，是长度单位；量，是容器单位；衡，是重量单位。据吴承洛先生之《中国度量衡史》考证，度量衡单位在中国的黄帝时代就出现了，其产生的直接基础是社会交换的需要。度量衡出现的基本作用，是满足公平交换的市场需求。度量衡的经济本质，是社会劳动交换的公平原则。
从政策意义上说，秦帝国统一度量衡，最主要的政策方向有两个：其一，规范市场交易活动，使之趋于公平化、公开化，推动市场交易的健康发展；其二，推动国家税收活动与民间借贷偿还活动的公平化、公开化。
夏商西周三代，无论是国家官府的实物税征发，还是诸侯国的赋税征发，以及贵族封地领主的实物征发，度量衡器具都是权力公器，如同法律一样是不公开的，其应有的公平性也是无从监控的。进入春秋时代，度量衡器具随着私人交换与商旅活动的普遍化，逐渐走向公开；但是又呈现出各国、各地、各封地不同标准的度量衡，同时，仍然存在着旧领主用大斗收进税谷，用小斗放出粮债，长期盘剥民众的普遍现象。惟其如此，各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反其道而行之，以小斗进，以大斗出，从而争取民心依附。齐国的田氏，就是长期奉行这一政策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拥戴。
进入战国时代，度量衡的复杂化、多样化，比春秋时代大有改观，但仍然存在两种现象的多样化。一则，是七大战国的官方度量衡各不相同；二则，山东六国许多仍然拥有独立治权的封地领主，其度量衡仍然是混乱多样各取所需的。从根本上说，最主要的乱象是，山东六国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都没有公认的标准化计量单位，一切应用于实践的度量衡器具，都是不确定、不透明的。
这种状态，从根本上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伤害了农产品交易的公平化。
基于这种乱象与弊端，战国商鞅变法的基本政策之一，便是统一度量衡。秦国统一度量衡后，市场经济获得了很大的普及与发展；官民在税收环节的交付，民间在借贷偿还活动中的支付，都因为计量标准的公开化、公平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官府由此建立了强大的信誉，民心也不断地得到了凝聚。
基于秦国的历史经验，帝国在华夏世界推行统一度量衡制，是胸有成竹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的当年），法度衡石丈尺。”《李斯列传》的记载是：“臣为丞相……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从历史实践看，帝国统一度量衡的具体方式是：
其一，公布统一计量单位之标准依据。
其二，将官府打造的标准度量衡器具，公示于公开场所，供任何需要者核准。
其三，对丈量土地作出特殊规定，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
需要说明的是，标准依据如何产生？据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度量衡史》考证，最原始的长度计量标准是多样化的。譬如，有以人体器官为长度计量依据的——手指宽度为一寸之根据，有以自然物如米粒、玉圭等为依据的。但是，远古时代最主要的度量衡依据标准，是以黄钟与黍粒结合的方式，产生度量衡单位。
依据《吕氏春秋·古乐》的考证：黄钟是黄帝时代发明的一种组合乐器。“黄”，是由长度为三寸九分到九寸的十二支竹管制作的管乐；“钟”，是专门铸成的十二口大钟；其合奏宏大响亮，所产生的雄鸣六律与雌鸣六律，构成十二种音律的标准。从此，“黄钟”组合被认定为神圣之物，成为度量衡与诸多事物的标准依据。度量衡标准依据的产生，是以黄钟的竹管为容器，以黍粒为置入物，而后产生度量衡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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