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田单解裘而衣之；寡人有劳百姓，而田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过了几天，齐襄王又下令田单，专门收容饥民，以谷物救济之，获得了民众赞誉。
《齐策六》中所谓的“贯珠子”，宋人姚宏注：“《元和姓纂》引《战国策》‘齐有贯殊’，则贯姓殊名，非贯珠者。”当然，此是何人，并不重要，但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抗燕战争结束之后，齐国确实陷入了很严重的民生凋敝。
应对这一局面的基本思想和作为，也可以从史籍中看出端倪。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齐王建六年，正是秦赵长平大战的前夕，）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谋臣）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
君王后贤，事秦谨。
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唯齐作壁上观。）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战国策·齐策六》：
即墨大夫入见齐王曰：“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百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师，使收楚故地，即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齐王不听。
以上资料，显示了作为齐国国家政策的绥靖主义。
这一政策，形成于齐襄王时期，成熟于君王后时期，泛滥于齐王建时期。
包括君王后摄政在内的两代三任的63年时间里，齐国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阳刚声音，但是都被这种日益浓郁的绥靖理念湮没了。到了君王后时期，齐国虽然已经在事实上度过了艰难时期，国家已经日渐富庶了，这种绥靖政策却反而堕入了不可变更的运行轨迹。到了齐王建与后胜时期，则更加滑入了投降主义。
历史在那个时代便已经证明，国家的抗争精神，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国家的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也同样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绥靖主义无论出现在哪个时期，都一定是国家政策理念发生了变化。战国末期的齐国如此，后世宋王朝更是如此。
（2）古典绥靖主义严重瓦解了整个国家的抵抗力
这种瓦解，是武备长期荒废，是国家忘记了战争，是贵族沉沦于奢靡，是军队丧失了战心，是民众消散了兴亡意识。抗燕复国之后，齐国在长达63年的时间里只有3战，而且都发生在田单领政的时期。其后将近50年，没有发生一次战争。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战国时代，一个曾经左右天下格局的大国，竟能50年无战，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所以是异数，基本点在于两个方面的大背离。
其一，战国时代的战争意识最自觉、最浓烈，各个国家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整个古典社会的最高峰。最高水平的兵书都涌现在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兵家统帅也都涌现在这个时代。而齐国，恰恰又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司马穰苴兵法》的诞生故国。齐国的人口构成，更是滋养了稷下学宫文武兼备的文明族群。就是在这样的国家，竟然五十年孤立于战争之外，眼睁睁走向灭亡，异数一也。
其二，田氏政权历来都是进取精神极强的政治集团，单以国家实力来说，曾经成功地结束了魏国的霸权时代，更曾经长期成为超一流强国。如此显赫的历史实践，却突然完全松弛溃散，异数二也。
战国兵书《司马法·仁本第一》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这一格言之所以传之千古，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峻的历史真理：一个国家，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举凡耽于幻想的国家与民族，无一不导致最终灭亡。齐国将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和秦国的一则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惊雷风暴之外，偏安一隅，其最终灭亡的结局，其实在这一政策的开始就决定了。
齐国灭亡，是一个国家错误应对天下大局而导致灾难的历史典型。国家时代的战争，是人类竞争的最残酷形式。我们反对战争，可是我们无法不面对战争。对战争的高度警惕，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的最底线。
6.秦灭齐之后尚未纳入统一的华夏政权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实际有效地统一中国的道路，这时候还没有走完。在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之后，中国大地还有若干政权的存在。从总体上说，它们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秦帝国有意保留的名义诸侯——卫国政权。
卫国在中原腹心（今日河南省濮阳地区及其周边地带）。这个卫国的国君，是西周分封的王族诸侯，但其国民却是殷商遗民。到战国末期，卫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都城濮阳及其周围地区已经被秦设置为东郡。残存的卫国政权，被迁徙到了大河北岸的野王城。秦统一中国后，将卫国国君的爵位定为“君”，在当时的实际意义，仅仅是保留了姬姓国君的社稷祭祀权。直到秦二世时期，卫国国君才被废为庶人。那么，如果以政权生命的延续计算，卫国就存在了900年，历经了44代国君，是古今中外血统传承最长的政权了。
为什么要在统一天下之后，保留卫国的名义诸侯地位？
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其原因，但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形，完全可能是两种情况的综合：其一，为姬姓保留一个祭祀平台，以表示对周王室的一种尊重；其二，卫国出了两个对秦国贡献最大的政治家，一个是商鞅，一个是吕不韦，秦帝国因此感念卫国，所以保留了卫国的诸侯名义。从实际层面看，这种名义诸侯的存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第二种，岭南地区、吴越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
战国时代，广袤的中国南部地区，惟一国家层级的发达政权只有楚国。但是，楚国的实际控制地区，也就是能够有效治理的地区，一直局限在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岭南地区，楚国的实际影响力都很小。这三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楚国只能以盟主的身份接受象征性的经济利益——纳贡，享受象征性的政治权力——接受称臣。对这些族群自治政权，楚国的实际作为，只能是一定程度地协调某些族群政权的冲突，而没有实际治权。在当时，这种宗主国与名义称臣的政权的关系，通常叫做“王权遥领”。
当时，东南吴越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族群，泛称为百越，有纷纭林立的众多部族政权。当时西南地区的族群，主要是滇人，以及被称为“西南夷”的众多族群。史有明载的，是一个由滇人建立的大政权，其头领的名号是“滇王”。这就是《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秦灭诸侯，惟楚尚有滇王。”滇人政权之外，当时西南夷的各族群，也建立了众多的部族政权。从实际层面看，南部广大地区存在的众多族群自治政权，是统一中国进程中遗留的最为重大的一个历史性问题。
第三种，异族入侵占领地所形成的特殊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