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杀恶例。
这是早期赵氏历史上的内乱，四次内乱的后果都很严重。
从赵襄子到赵王迁，历时12代253年，共发生11次剧烈内乱。
第一次，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死，其弟赵桓子发动政变，自立为赵氏首领。
第二次，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氏将军再次发动政变，杀死赵桓子儿子，拥立赵浣为赵氏首领，是为赵献侯。
第三次，公元前387年，赵武公死，赵氏将军发动政变，废黜武公之子，改立赵烈侯儿子赵章为国君，是为赵敬侯。
第四次，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失败，逃亡魏国。
第五次，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即位，公子赵胜发动兵变争位，失败。
第六次，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发动兵变争位，失败，逃亡韩国。
第七次，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先废黜太子赵章，改立赵何，自己退位掌军。后又恢复赵章为安阳君，导致赵章争位，发动兵变争位，被赵国王族大臣击败，赵章被杀。
第八次，同年冬天，将军赵成再次兵变，包围沙丘宫，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第九次，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战国时代绝无仅有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廉颇率军进攻乐乘赵军。乐乘败走，廉颇逃亡楚国。赵国军力严重损失。
第十次，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太子赵嘉，改立倡女之子赵迁，导致最后乱政。
第十一次，赵迁即位，内乱频生，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12代而有11次政变内乱，战国时代绝无仅有也。
赵人、秦人同出一源。秦人的族群性格却是奉公守法，羞于内斗而勇于公战。
历史的分水岭，在于商鞅变法对秦人族群性格与国家性格的再造。
秦献公之前，秦国的政变内乱丝毫不逊于赵国，秦国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堪称天下之最。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私斗成风的危害。这时候，秦国发生了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秦国成功地推行了设计周严的战时法治，使秦人族群在重刑威慑与奖励公战的激赏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巨大力量。
但是，赵人族群的烈乱秉性，却因为缺乏严酷的重新锻铸，而保持了古老的劣根。如同个人性格决定人的命运一样，这就是国家性格所决定的历史命运。赵国灭亡，给我们提供了的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其一，一个国家的生存强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而脱离人民的政权。
灭赵之战的胜利，是秦统一中国迈过的第一道高难关口。
和平岔道：灭燕之战
1.秦燕关系之历史脉络
秦统一赵国之后，大军移驻赵燕边境，开始筹划灭燕之战。
以时间排序，秦军北移，应该是公元前228年秋冬的事。
灭赵之后，赵地亟待处置的大事有三个方面：其一，对被俘的赵国君臣的处置，也就是安定政治局面；其二，赵地正在大饥荒之际，紧急救荒，恢复生产，以安定民众；其三，对流散赵军以及逃亡代地的赵嘉势力，决定后续应对策略。
举凡政治、军事应对，秦国的处置都很成功，史料记载也相对明确。
值得注意而又被史书所忽视的，是秦国对战后赵国社会的稳定方略，也非常成功。秦国的社会安定方法，主要是三方面的政策：其一，以秦国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对赵地救荒；其二，迅速设立郡县官吏，督导民众尽快恢复农耕畜牧；其三，将原来赵国工商业的巨头家族，迁徙到秦国大后方的蜀郡。最主要的巨头家族，是赵国最大的冶铁业巨头卓氏、郭氏族群。后来，迁到蜀郡临邛的卓氏继续致力于冶铁，在西汉初期又成天下巨富。
实践证明，这种处置政策，快速有效地安定了战后赵地。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赵国故地始终没有出现乱局。逃亡代地的赵嘉政权，因为无法得到赵国故地民众的支持，五六年之间便迅速枯竭，变得不堪一击了。
战后安定举措，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军事行动的配合。只有在冬天到来之前，秦军主力才有条件移师北上，一边整修，一边筹划灭燕之战。
秦燕关系，是战国时代一对比较特殊的国家关系。从两国根基上说，燕国是西周的开国大诸侯，是一等一的老牌贵族大邦；秦国则是东周的开国大诸侯，是典型依靠自身血战立国的后起实力之邦。
王族血统的燕国，素来以周室王族嫡系诸侯自居，贵族做派十足，除了与周公旦的鲁国、太公望的姜氏老齐国，以及后来由周成王分封的王族诸侯老晋国保持着传统的盟邦关系，燕国与天下其余诸侯国都是淡漠而疏远的。
秦国，则因为直接崛起于西部戎狄区域，素来被中原诸侯视为另类。即或秦国努力向中原诸侯群靠拢，也难以被中原腹地的老诸侯群完全认同，难以做到邦交和睦。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秦、燕两国，便始终以不同原因的奇特姿态落落寡合于天下。秦、燕两国之间，也是水油不沾，疏远而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