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平民日益增多，拥有大量土地的封主越来越少。尤其是秦国，已经没有了封地制。故此，按照土地数量征发军赋，核查量太大，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很高。特别是秦国，变法之后重新分配土地，又允许自由买卖土地。这样，土地在事实上是流动状态的，准确核查土地数量的成本是很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田赋制改为户赋制，就是一种必然了。
户赋制，就是按照家庭单元征收军用品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是：
其一，建立户籍制度。秦国的所有家庭与户主，都在官府登记保留。
其二，男子21岁加冠之后，要分出大家庭，单独立户成婚，缴纳户赋。
其三，男子加冠而不单独立户，加倍征收原来家庭之户赋。
其四，隐瞒户口、逃避户赋者，为“匿户罪，重罚。”
户赋制取代田赋制，总体目标是推动农耕经济发展，鼓励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这一政策直接作用于两个方面：第一，鼓励民众开垦荒地，增加农田。无论你原先分得土地多少，之后你开垦土地多少，都不计军赋。第二，堵塞懒惰疲民的寄生道路，使游手好闲而依附于大户的食客，必须自己劳动谋生。因为，只要你是秦国人口，你不经营分得的土地，你不垦荒，你的军赋就无法缴纳，你就要受罚。《商君书·垦令篇》明确说明了这一立法目标：“禄厚而税多，食口重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
（5）革除夷狄风俗，整合秦国文明
秦国的夷狄民俗，不仅仅保留于已经融进秦国的夷狄族群。事实上，也关系到秦国整个民众的普遍习俗。因为，秦人族群曾长期居住于西部戎狄区域，其半农半牧的生存方式，已经融合了大量的夷狄民俗。东进关中建政立国之后，秦人及其政权努力向华夏东方文明靠拢。在秦穆公时代，甚至不惜放弃骑兵传统而全面推行战车制，又大胆吸纳东方人才治国，使当时秦人族群的生存方式，已经基本上接近了华夏根基。但是，由于秦穆公之后的衰落，由于相对封闭，相对落后，秦人族群与秦国疆域内的戎狄人口，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野蛮落后习俗。秦人私斗之风，堪称天下之最。其根本原因，就是生存状态的落后。
整合文明的基本面，是革除民众落后的生活方式。
革除落后生活方式的核心，是革除“举家男女同室居住”的风习。当时，这一习俗既流行于戎狄聚居区，也流行于偏僻的山地区域。这种习俗，既不利于居住健康与人口繁衍，又不利于激励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与这一风习并存的，还有诸如冬天寒食风习，氏族封闭通婚风习等。革除这些风俗，无疑具有大大提升文明生存方式的历史意义。
（6）迁都咸阳，确立面向天下的秦国新中心
秦国几座旧都城，是随着秦国在春秋初期实际占据关中的步伐，而先后建立于关中西部的。除了雍城具有相对的中心意义，其余几座早期城堡，以及秦献公迁移到关中东部边缘的栎阳，都是军事指挥意义上的小城池，不具有大国中心并面对天下的功效与意义。就当时情形看，栎阳太东，失之于太靠前沿，无险可守，不利于稳定发展；雍城太西，失之于不够开阔，不利于东出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孝公与商鞅决策层，选定了关中中部渭水北部的大片丘陵平原，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咸阳。
咸阳所在区域，包括但又远远超过了今日的咸阳城。其政治中心区域，在今日咸阳的东北地段。这一地区南临渭水，北靠丘陵台地，水网交织，交通便捷，地理位置恰到好处。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秦国自咸阳都城确立，才真正具有了面向天下的大国中心区域，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史料记载，“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并迁都”。也就是说，当年建设，当年迁都。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不太可能。合理的事实很可能是，第一次变法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之后，秦国决策层便开始谋划迁都，并开始实际的工程建设。在第二次变法开始之际，也就是秦孝公十二年，咸阳城已经初具框架，主要的政治中心区——宫殿群落已经建成，于是便迁都了。后来的咸阳，又经过了百余年的不断扩建，在战国末期已经成为华夏世界最大的都城。
（7）两次变法后的秦国社会与实力
历经接连两次变法，当时的秦国发生了非常深刻地变化。
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新军创建与经济开拓当然不会中止。到公元前340年，也就是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国已经是焕然一新、实力强劲的新型战国了。这一年，商鞅率大军东出，一举收复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河西高原，同时迫使魏国势力退出了关中东部，退出了崤山地带。至此，秦国的陇西地区与河西高原连成了一体，关中东部与东南商於地区连成了一体，成为了一个具有相对广阔土地的真正大国。因为变法强国，收复失地，商鞅被封为商君，封地为商於郡所属的15座城邑。
从此，秦国走上了稳步强大的道路。
可是，秦孝公与商鞅的个人命运，却成为永远令人深思的历史个案。
6秦孝公在秦国变法中的历史地位
大凡中国人，十有八九都知道享有“千古奇变”荣耀的商鞅变法。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君主是谁，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古往今来的政治法则——领袖人物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变革的第一推动力。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秦始皇帝之统一中国文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至当代的罗斯福新政、列宁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主义体制等，都是以领袖名号作为变革标志的。而战国时代的秦国，发生了如此一场惊雷闪电的大变法，改变了天下格局，加速了历史进程，天下竟然皆呼“商鞅变法”，而不冠国君之名，可谓历史一奇也！
作为一个变法大臣，商鞅的声望非但在历史上掩盖了秦国君主，而且在战国当世也几乎掩盖了秦国君主。如果说，前者尚算正常，那么后者就太不正常了。若用后世的政治潜规则衡量，这可是桩“只知有臣，不知有君”的大罪，立可置任何人于死地。便是在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这种“臣望过君”之罪名的杀伤力，也是很厉害的。声名显赫的魏国信陵君，便生生倒在了这种“声望罪”的流言下。大名士范雎首说秦昭王，第一句话也是：“而今天下，只知秦有太后穰侯，不知有秦王也。”仅此一句，秦昭王便惊出了一身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