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万族群，则是周武王时代毕公高的后裔。武王灭商后，毕公高封于毕地，开始有了毕氏族群。毕万拥有魏地后的第11年，毕氏族群在魏地不断壮大，遂以封地为姓，改姓魏氏。从此，晋国有了一个新的族群。需要强调的是，赵氏与魏氏的远祖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光环，在晋国对外战争中建立功业的赵氏与毕氏，在当时都是已经成为庶人的平民阶层了。他们的崛起，是新兴势力依靠自身努力奋争的崛起，而不是老贵族的功业继承。
（2）韩氏族群的道义崛起
论族群根源，韩氏原本是晋国公室族群的分支，为姬姓。其可考的祖先，是封于曲沃之地的桓氏。以当时的宗法制度，桓氏是正宗的王族分支。大约在春秋早期，曲沃的桓氏头领桓叔的一个叫做“万”的儿子，因功被晋国分封于韩原，也就是今日陕西省韩城地带。依据族群不断分封繁衍的传统，这个桓万便以封地为姓，自立了，时称韩万，其族人也一律改姓为韩氏。韩万当时的称号是韩武子，可见其爵位很低，在晋国老世族中只是一个封地很小的新族群而已。韩氏的发展壮大，开始于韩武子第五代的韩厥，也就是春秋中期的晋景公时期。
确切地说，韩氏崛起于晋国一场重大的政治事变。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一个封地不多、爵位又低的寻常大臣。与当时已经壮大起来的新兴赵氏、魏氏的权力与封地相比，韩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这一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嫁祸执兵重臣赵盾，进而以诡异手段诛杀了赵盾，并搜寻赵氏后裔。力图彻底剪灭赵氏一族。在这一重大的政治事变中，韩厥明确地站在赵氏一方，先力主赵盾无罪，后来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嫡系后裔。再后来，进而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而恢复生机。自此，韩厥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
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然，这则故事因为细节的戏剧性而成为一个经典传奇，也成为当代主流史学否定这一事实的依据之一；但是，只要滤去戏剧性细节，只要关注事件的主干脉络，这样的政治事变在那个时代是具有真实性的。以司马迁的史笔原则，不会将一个子虚乌有的荒诞事件搬进史书。我们可以摒弃细节记述的误差，但不能否定这个重大事件的基本真实性。
这个事变，在改变晋国政治势力结构的过程中，具有枢纽的意义。其结局是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魏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当时晋国六大实力族群之一。当时，晋国六大实力族群是：知氏、范氏、中行氏、赵氏、魏氏、韩氏。从性质上说，这六家都是叛逆于旧权力体制的社会自治势力，都是当时社会的新兴势力。
历史的法则是：新兴势力的聚合，必然在两方面的作战中完成并且定型。一方面，是新兴势力对旧贵族势力与旧有体制的全面较量；另一方面，是新兴势力之间在改革竞争、利益分配方面的全面较量。这两方面的较量，最终都是通过政治决战的方式完成的，都是要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的。
（3）晋国公室权力的衰落
春秋中期，晋国公室日渐衰落。尤其晋献公时期，公族权力遭到严重损害。
公是诸侯的爵位等级。所谓公族，就是以诸侯国君的嫡系族群为轴心，同时包括所有同姓分支的人口势力。在分封制时代，君权的直接根基有两方面：其一，国君直领的土地最肥沃，数量之大也超过任何臣下。其二，国君族群的人口数量与权力影响，远远超过任何臣下势力。若丧失了这两方面根基，公族的衰落与沉沦是必然的。
晋献公曾经在讨伐骊戎获胜后，将俘获的骊姬姊妹立为妻妾。后来，骊姬姊妹各自生下了一个公子，从而引发了晋国诸公子争夺国君继承权的较量，史称“骊姬乱晋”。骊姬势力屡次陷害原太子与两位公子，导致原太子自杀，两位成年公子逃出晋国。由此，晋献公痛恨以公子群为轴心的公族势力，在太庙立誓并通告诸侯：不容许外邦收留晋国逃亡公子，也不再以公子为执掌公族事务的大臣。
自此，以国君嫡系公子群为轴心的公族势力，在晋国失去了传统的权力伸展方式——以国君为雄厚的支撑根基，不受臣下势力与外邦势力的制约。自晋献公晚期起，公子群体的存在方式，只能转化为依靠臣下的依附、依靠诸侯的援助而决定自己的命运。后来，到赵氏当权的晋成公时期，更出现了赐大臣嫡子以公族身份，由赵氏集团成员担任主管公族事务的“公族大夫”的媚下现象。至此，公室与公族势力在晋国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根基。
晋文公之后的晋国公室，很快便陷入了两方面一起丧失优势的境地。新兴势力的土地越来越多，族群人口与依附人口也越来越多，社会根基也越来越雄厚了。
（4）新兴战役：晋国新兴集团之间的较量与整合
第一战役，六卿联手扩张。公元前514年，晋顷公十二年，执政的六大集团——范、中行、知、魏、赵、韩六卿联手，以“行法”为依据，吞灭了两大公族势力——祁氏、羊舌氏。此所谓“六卿以法诛公族”的晋国末期大事变。之后，主政的魏氏领袖魏献子，将两大公族的封地划分成十个县，分别由六大集团派出县令治理；其实际内涵，就是六大集团瓜分了两大公族的地盘，并在其封地上实现了当时初现端倪的新型治理方式——县治。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以法诛公族”，不是变法，而是破除了以国君认定之罪为诛灭依据的传统。相反，是大臣集团以“公族违法”为依据而发动的“下克上”的诛灭。其意义在于，新兴集团第一次打出了法的旗号，而不是国君人治的旗号。事实上，这是此后变法运动的实质性前潮。
第二战役，公元前513年，晋国六大集团达成盟约：以“铸刑鼎”的方式，颁布了范宣子制定的刑书，向社会公布了历来不公开的法律文本。与此同时，六大集团也纷纷在自己的封地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一改传统的“百步为亩”的小亩制，推行160步到240步为一亩的大亩制。在以亩为计算单元的税制中，大亩制有利于农民利益。
故此，当时的兵家名士孙武评价说，晋国的政权将归于亩制最大的赵氏，而亩制最小的范氏、中行氏将最早灭亡。历史地看，这个事件是六大集团对旧制度的一次宣战，是其后大国变法运动的一个最为重大的信号。
第三战役，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得到郑国支持，不满赵鞅主政，派兵攻打赵氏。赵鞅兵败，逃奔晋阳，赵氏势力一时衰减。
第四战役，公元前493年到前490年，赵氏集团与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展开决战，最终攻灭了范氏、中行氏两大集团，其土地人口，由剩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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