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四位能臣辅佐，整肃内政，并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使秦国实力大增。
虽然，秦穆公君臣的改革内容，史料记载严重缺失，我们已经无法再现其具体内容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秦自立国以来百余年，只有从秦穆公时期开始，才真正具有了大国实力。若没有励精图治与相对全面的改革，国力不会有如此大幅度地提升。
其次，穆公之秦对强大晋国的盟约与战争，改变了当时的天下格局。
秦穆公积极东出中原，始终坚持以对晋国关系为轴心而开展邦交，大大扩充了秦国影响力，使秦第一次具有了大国地位。《史记·周本纪》的基本评判是：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四个强大的诸侯国——齐、楚、晋、秦。其中，秦国的强大，就是从秦穆公霸业活动开始的。具体说，穆公之秦在中原地区的重大活动主要有8次，分别是——
第一次，公元前651年，秦穆公联络齐桓公，两国共同安定晋国内乱。
第二次，公元前649年，戎狄势力突袭洛阳，秦穆公联络晋国，共同出兵救周。
第三次，公元前647年，晋国严重饥荒，秦以大规模船队络绎不绝地从渭水运粮，成为春秋战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邻国救援行动，史称“泛舟之役”。
第四次，公元前645年，晋惠公拒绝救援秦国饥荒，秦穆公大举攻晋；战于韩原，大破晋军，生擒晋惠公；一举占领全部河西高原，并设置正式官署进行有效治理。
第五次，公元前641年，秦国攻灭政局混乱的梁国，也就是今日陕西韩城地带；次年，秦国再次出动，攻灭相邻的芮国，也就是今日陕西大荔县地带。
第六次，公元前638年，秦穆公与晋国联合，将原本生活在瓜州，也就是今日甘肃敦煌地带的戎狄族群陆浑氏，迁移到今河南的伊川居住；同时，又将西北边陲的姜戎族群，迁移到晋南的河东地带居住。这是以和平方式融合戎狄族群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七次，公元前636年，晋国再度发生内乱，秦穆公派兵护送长期逃亡的公子重耳回晋即位，是为晋文公；之后，秦军又应邀帮助晋国平息内乱，再次安定了晋国。
第八次，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后期在三次败于晋国之后发动复仇之战，大举攻晋，渡过黄河后焚烧战船以示死战，获小胜之后撤军。
从总体上说，秦国对中原的活动始终以对晋关系为中心，初期是联合并安定晋国，后期是冲破晋国封锁。在强大的晋国断续称霸的时代，秦国能对晋国三代君主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客观地说，是一种罕见的霸业成就。
再次是穆公秦国抵御戎狄、融合戎狄的巨大功绩。
在齐桓公开创的尊王攘夷的救亡潮流中，秦国是抵御野蛮文明入侵的最主要力量之一，攘夷的实际成效也最显著。史料记载：“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所谓益国十二，就是打败并吞灭了十二个西戎族群的政权，占据了方圆千里的土地与人口。在整个春秋时代，这是抵御戎狄取得的规模最大的胜利。
从根本上说，这一巨大胜利的获得，与秦人族群在西周近三百年间始终处于西部戎狄海洋的血战历史相关。自周灭商，秦人族群在西汉水上游的河谷山陵地带（西陲犬丘）拓荒生存，在西部戎狄包围下长期奋战，积累了丰富的对戎狄作战的经验。此后，自西周末期镐京事变的勤王之战开始，到秦帝国时代的对匈奴大反击，五百余年间，秦国在对戎狄、匈奴的反击战中几乎没有过败绩。在中国文明史上，连续保持五百余年的对落后文明的战胜历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在整个春秋时代的“攘夷”潮流中，秦国取得的空前巨大的胜利，安定了中国西北。
在春秋大国霸业中，秦穆公的秦国霸业活动具有独特的文明历史内涵。
6.楚国霸业
楚庄王时期的楚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四位霸主国。
关于楚庄王的奋起，有一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后三年无所作为，大臣伍举以隐语劝谏：“有鸟于高岗，三年不飞，不鸣。敢问，此何鸟也？”楚庄王慷慨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此鸟也！”此后，楚庄王又以大臣苏从“死谏”为转折，任命伍举、苏从为主政大臣，整肃国政。
从历史实际看，并非楚庄王故弄玄虚，而是当时楚国的老世族分治势力非常强大，这个新即位的楚王根本没有实际处置国政的权力。在各种势力纷纷崛起的春秋时代，世族分治而不断壮大，并最终取代旧有的君权，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每个诸侯国的君权族群，都有着与分治世族抗衡的一面。诸如齐国、晋国、楚国、燕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大国，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这就是春秋时代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大国蜕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大国蜕变的具体历史形式。
所以，楚庄王的初期蛰伏，必然是察觉到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所致。
在这三年之中，楚庄王一定是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准备反击力量。所谓“三年荒淫，禁止谏言”，只不过是对外示形的伪装而已。否则，楚庄王起飞之后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政治大动作，就是一场毫无根基的荒诞闹剧了。从后来的实践看，楚庄王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所主持下的楚国崛起以及大国霸业，对于中国文明在这一时期的融汇聚合，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