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实际惩罚或精神惩罚。精神约定的意义，在于加强誓约的庄严性。周平王与秦襄公的誓约内容，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这一誓约的内容其实已经很明白：周平王一定是庄严承诺，只要秦人驱逐了犬戎，则秦在周地为诸侯国。秦人领袖秦襄公，一定是庄严承诺驱赶犬戎，夺回关中，不负上天，不负王室。
这个仪式，宣告了一个在当时充满神秘感与模糊性的新的大诸侯国的诞生。
历史告诉我们：秦国的建立，是其后整个五百余年一个崭新的历史元素。
3.春秋发端期的生产力水平
周王室东迁洛阳，史称东周。历史，自此开始了一段新的社会涌动。
宏大、庄严而又充满肃穆感与秩序感的礼治文明，曾经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憧憬，也曾经在后世产生了久远而浓厚的王道崇拜。但是，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它却仅仅走过了270余年的时光，虚幻的光芒便海市蜃楼般消失了，神圣的礼治齿轮便一个个无可挽回地松动了。一条礼治文明的冰河，历经连续不断的动荡，以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为转折，终于全面解冻了。王权衰微，礼法松动，社会土壤开始发生方方面面的元素变化。
正是这种发端于王权变化的社会元素变化，使中国文明迈进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称作“春秋”。
周平王之后的很长时段所以被称为“春秋”，源于孔子将自己编写的这一阶段的鲁国国史命名为《春秋》。后世儒家修史，沿用了这一名称，以“春秋”涵盖或代表这一时代。由此，“春秋”成为后世对这一时代的概括称谓。这一点，与此后“战国”名称的出现有很大不同。
孔子的《春秋》鲁国史，开端纪年是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22年。终止纪年是鲁哀公十四年，东周敬王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481年，之间共242年。这一断代法，完全以鲁国历史为依据，必然忽视天下潮流的历史转折，自然不足效仿。
春秋时代，开始于周平王定都洛阳，是明白无误的。但是，春秋时代终于何年，在当代史学界却多有说法。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关于特定时代的分期问题。从总的方面看，历史分期理论有三种：第一种，古典史学以帝王世系传承的存亡为主要依据的分期方法。依据这种理论，传统史学一直将周代认定为867年。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只被他们看作是周代历史的两个阶段而已。显然，这是忽视历史本质变化的陈旧历史观，也是没有文明史理念的分期，是不能为我们接受的。
第二种，近代以来的部分史学家，以当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客观史实为根基的分期理论。这种方法，曾经纠正了古典史学的若干不准确纪年，但总体根基依然接近于旧传统分期，并无大的理念突破，也不能作为我们的依据。
第三种，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形成的当代分期理论。这一理论的根基点，是立足历史本质的变化发展，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大事变为依据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这一方法论与我们的文明发展史理念、文明史坐标理念大体吻合，是我们确定时代分期的依据。
经当代史学界诸多考证，春秋时代起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公元前476年。春秋起年，以周平王东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开端。春秋终年，以齐国田氏封地超过姜氏齐平公国土的重大历史事变为结束；也就是说，以田氏新政权在齐国的实际确立为标志，宣告春秋时代大体结束。再历经73年过渡期，以魏赵韩三家成为正式诸侯国为标志，天下进入战国时代。
一个栉风沐雨的探索时代，缓缓地拉开了历史序幕。
对于这个变化发端的伟大时代，我们首先要从文明史的意义上明确：它在生产力坐标上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否则，我们无法深刻理解这个时代所生成的变化潮流。对于这一时代的生产力状况，史书多有基本说法。《国语·齐语》云：“美金以铸剑戟，恶金以铸、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晋赵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云：“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凡此等等记载都说明：春秋社会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生产力有了新的跃升。可是，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进入铁器时代的问题，却有了种种说法。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铁器出现于春秋时代，有着上述种种相对明确的记载。但是，自以西方理念为根基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思潮以来，仅仅以考古发掘论断历史事物之有无的思潮，一度成为绝对化的史学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曾经风靡中国史学界的疑古思潮。这种思潮，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诸多记录与基本结论，都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态度。其典型的思维方式是：凡是没有被出土发掘证实的事物，古典文献的记载都是不可靠的。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延续至今的以“马镫问题”为依据，而拒不承认魏晋南北朝之前有骑兵的荒诞评判。
在进入铁器时代的问题上，也是这样。
可是，这种怀疑与否定，很快就被连续不断的地下发掘推翻了。1931年，在河南浚县出土了商末周初时期的铁刃铜钺、铁援铜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铁器出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铁器，共计116件。其中1972年、1977年分别在河北藁城县、北京平谷县，出土了商代中期由陨铁锻铸成的铁刃铜钺各一件，证实了早在商周两代，对自然铁的锻铸与利用就已经成为事实。由此，中国铁器的早期应用与冶铁术的开始时期，越来越趋于明朗。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冶铁术的出现，应该在西周中晚期，而不是春秋时期。
在所有出土的早期铁器中，被确证为春秋时期的铁器，有80件以上。其结构成分有四大类型：其一为块炼铁，其二为块炼铁渗碳钢，其三为铸铁与白口铸铁，其四为韧性铸铁。同时，根据其他各种证据分析，史家普遍认为：春秋时代已经有了独立的冶铁工场，或是官营机构，或是私人作坊。铁器的应用以武器、礼器为主，铁农具与日常生活的铁器具也相当普遍，且越到春秋后期越见增多。发掘遗址的分布，则遍布周、郑、秦、燕、鲁、吴、越、楚、蜀等当时地域，而且是南方地域出土铁器最多。
如上基本事实足以说明：中国在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了铁器普遍应用的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正是基于这种新的生产力，当时社会的新兴经济活动与新兴社会阶层才得以出现，社会的松动与变化才成为可能，社会新潮流的涌动才具有了深厚的实际支撑力，种种呼吁变革的思潮才有了实际生发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