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官制的另一个重大特征，就是官员等级制的严格细密。
包括近古社会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政权，官员都是有等级差别的。就等级制本身说，不是周人的发明创造。周代的意义在于推动等级制走向社会化、严密化，进入成熟形态。这种成熟的社会等级制，有两个支柱：一是职官等级制，二是血统等级制。
就职官等级制说，自天子以下的所有官员分为九命，也就是九等，称为九命之制；以九命为最高等级，以一命为最低等级，命数越大等级越高。九命的具体规制是：
上公诸侯为九命，其宫室、车旗、服饰、礼仪设置，皆以九数为规格。
中央三公为八命，其车旗、服饰、礼仪设置等，皆以八数为规格。
侯伯诸侯为七命，其宫室、车旗、服饰、礼仪设置，皆以七数为规格。
中央之卿为六命，若出封为诸侯，擢升一命。
子、男爵诸侯为五命，其宫室、车旗、服饰、礼仪设置，皆以五为规格。
中央王室的大夫、公爵诸侯国的三公，皆为四命，若出封为诸侯，擢升一命。
公、侯、伯三等诸侯国的卿，皆为三命。
公、侯、伯三等诸侯国的大夫，子、男爵位诸侯国的卿，皆为再命，也就是二命。
子、男爵位诸侯国的大夫，为一命。
一命之下的士，也就是吏，一律呼为不命。也就是说，不进入九命序列。
九命等级制的意义，在于它是实际决定所有官员地位、待遇及生活方式的制度，若有超出自己等级命数的行为，便是僭越大罪，要遭受严厉惩罚。如此严格细致、交叉均衡的等级制，确实体现了周人史无前例的政治文明创造力。
10.周公主持创建的宗法制
周代文明对后世影响久远的另一个重大独创，就是宗法制度。
就语源而言，“宗法”两字，并非出于周礼，而是近代中国史学接受西方理论体系影响后的一种概括。就本质而言，宗法制就是对族群血统与家庭血统进行确认的一种法度。就内涵而言，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对族群内各氏族血统排序的确认，二是对氏族、家族继承权顺序的确认，三是对王权与族权的划分及相互关系的确认。如此三方面延展为具体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宗庙制度、族群分支排序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庶子分封制度、族墓制度、姓氏名字制度、族外婚与族内婚制度、族长制度等八个方面的制度体系。
宗法制的庞大烦琐，我们已经无法再现了。但是，我们对宗法制的要害环节，还是必须弄清楚的。因为，宗法制是周代社会的基础，是周文明的最根基部分。周代所有的权力运行体制与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宗法制的具体演化。
周人创立的宗法制的要害环节，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君权至上，王权君统高于族权宗统。
从实际运转说，就是国家政权高于族权，血缘关系的地位在政权关系的地位之下。政权管辖，是对广义的社会人民。族权管辖，则只限于本族人口。宗法制中的君权，不仅仅指天子王权，也包括了诸侯国国君的君权。君主的族人血亲，即或是长辈与兄弟，也得对君主以臣下之礼事之。这就是不以亲亲害尊尊；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的实际含义。当然，君权也不是绝对超脱于宗法制之外的，宗法制对君权也是有所制约的。不过，这种制约只被限定在君主传承与庶子分封范围内。君权一旦确立，是绝对高于血统族权的。
君权高于族权的礼制规范，是周人政治文明走向高度成熟的表现。
其最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在于使国家权力的运行能够有效超越狭小的族群利益，而具有了对整个社会利益进行统筹均衡的可能。从世界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在古典社会条件下解决氏族权与社会权关系的最成功制度。世界绝大部分民族进入父系社会之后，氏族权力对社会权力都长期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在许多民族的文明形态中，氏族权甚至与社会政权直接合为一体，族权等同于政权。这种以氏族权力为主体所形成的文明传统，其最重大的基因缺陷，就是很难兼容其他地域，很难兼容其他族群，而只能以氏族城邦的形式生存发展。具有辽阔地域与统一管理的大国，很难在这样的文明形态下出现。
周人创造的宗法制，成功地超越了这一狭隘缺陷。
由于国家权力超越了氏族权力，国家权力便具有了普遍的社会基础，具有了广阔的天下理念。这样的国家权力系统，对于兼容其他族群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人民，具有一种内在的强烈追求。这样的文明形态，天然自发地要求包容，要求扩展。中华民族强大的融合能力，广博的包容能力，从周代宗法制确立国家权力的至尊地位开始，便摆脱了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的追求状态。
这一文明特质的确立，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具有恒久的奠基意义。
宗法制的第二个要害环节，是嫡长子继承制度。
所谓嫡子，是在一夫多妻制条件下正妻所生的长子。嫡长子继承制的最大意义，在于君权继承的明确化。夏商两代的君权继承，更多地依靠传统与习俗，或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定，尚没有明确的法度。这种没有明确法度的继承方式，常常导致剧烈的继承权争夺，进而带来深刻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动荡，甚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8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