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接完购买的物资，阮静秋总算得以把行李归整进宿舍。外头乱归乱，司令部的医务人员们的住宿条件还算不错，她分到一个双人间，因着另一位室友还未前来报到的缘故，可以暂且独享这间清净的住处。
之后便是协助张主任整理一些病历等工作。眼下，连她在内，司令部共有两名医生两名护士，虽然按廖耀湘说的，她主要是来专门负责杜聿明的保健工作，但除此之外医务处还有多如牛毛的杂务，照看长官的主要任务反而被一拖再拖。她花了大半天工夫，本打算一鼓作气将这些杂务全理清楚，但中途总有新的差事找上门，她也无可奈何。入夜，她短暂睡了几个钟头，又忽然做了个惊心的怪梦，天还不亮，就惊醒了过来。
这也是缅甸落下的病根之一，举凡做了噩梦，往后她就再难入睡，索性穿衣起身，打算去办公室接着料理杂务。张主任在办公桌上留了字条，叮嘱她早晨要去给杜长官量血压及体温。时间还早，但她仍记得他抗战时就有的习惯，即便部队在整训期间，他一天至多也只睡四五个钟头，常常是天不亮就已经起身了。她看了看表，觉得时间大差不离，于是暂且放下手头的病历，带着血压计和体温计，先往他的起居室去。
听门口的勤务兵说，他昨晚上并没回来休息，这时多半还在作战室里。她只好又拐去作战室门前，里头忽然传来什么重物落地的声响，吓得她也差点把血压计摔下了地。接着细听，里头又有些说话声传来，听不清字句，但语气不很愉快，像是两个人正在争执。她心想不凑巧，这会儿是量不成血压的了，就算不量血压，她也不应该在此时来触他的霉头，免得引火烧身。
但正要拔脚开溜，守在门前的那位昨天有过照面的陈副官又叫住她，说让她在这里稍待，他进去通报长官一声。
他自然是好心帮忙，可却实在选得不是时候，只恐怕不要越帮越忙才好。他进屋以后，里头的争执并没停止，反倒还更愈演愈烈了些。而他既说要通报，阮静秋也不好再径直走人，只得尴尬万分地在稍远处站着，眼睛盯着某一棵光秃秃的树或者某一株枯黄的干草，表明自己一点要偷听的意思也没有。她在东北彻骨的清晨里大约站了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眼看天都要大亮了，她的两腿冻得又僵又麻，身上的棉衣也几乎冻透了。为了不活活冻死在作战室外，她只好暂且放下军姿仪态，一边给两手哈着热气，一边交替在地上踏着两只脚。
背后这时风驰电掣地开进来辆吉普车，车上接着下来一位走路同样带风的军官，离得远远地就说：“咦，你来得比我想象中快嘛。”
这话音是很典型的湖南腔调，幸好她在印度已听过太久，能轻易与廖耀湘的邵阳口音分辨清楚。她借着那点亮堂了许多的天光细瞧，眼见他快走到近前，已能够确认他是郑洞国军长，亦是她在印度时的老上级了——这才连忙腾出手向他敬礼。他在她旁边站定，打量着她抱着的血压计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阮静秋只好如实向他回答，自己是奉张主任的嘱托，要在清晨时分给杜长官量血压及体温来的。他听她说完，又侧耳听了听作战室里的动静，先是无奈地摇一摇头，又颇有些取笑的意思道：“你可真是选了个好时候。”
阮静秋在心里叫苦：时候原本也不是我选的，我只是奉命办事罢了！
郑洞国沉思了片刻，神色有些凝重地道：“军长忙碌起来，是很有些对自己不管不顾的。我和建楚从新六军把你调回来，正是因为你从前就在他身边，既了解他的脾气，也不容易使他抗拒这些检查的缘故。往后一段时间，你务必要每天盯住了他的状况，要是他不愿意检查或者吃药，你就来找我。”
他还保留着从前昆仑关战役时的习惯，称杜长官为“军长”。在印度时，阮静秋也常负责他日常的健康诊疗，和他关系比旁人算是更熟悉一些，这时便大着胆子说了两句实话：“我还以为二位长官这是要把我扭送到杜先生面前，拿我跟新三十八师去印度这事兴师问罪了。”
他笑起来：“在部队里，一个好医生比黄金万两还要重要，哪有把你这样一个好医生捉拿问罪的道理？”
他说完了这话，作战室屋门突然“咚”地一声打开，一个人影直冲出来。方才正说着新三十八师，孙立人就出现在两个人眼前，阮静秋一见是他，赶忙也抬手敬礼。但他怒气冲冲地，既不和郑洞国打招呼，也不正眼往两人这边看上一眼，跟副官一前一后上了座驾，便头也不回地走了。阮静秋一面咋舌，心想今日可算是把远征时的老长官们全见了一遍，一面模糊地意识到，东北忽然之间集齐了这些最精良的将军与部队，看来战事比之前报纸上的宣传还要关键和艰难。
孙立人走后，她跟着郑洞国走进作战室里。杜聿明此时和她隔着一整个沙盘站着，屋里应当烧着炭火，但他仍披着昨天那件厚实的大衣，略微弯下腰，把两只手一左一右撑在沙盘边沿上。她因此总算看清楚了他现下的身形样貌，比入缅作战时憔悴瘦弱得多了，军装在他身上显出了许多空余，那件大衣也沉重得快要把他压垮似的。而他的面色更是怎样看也不像是一位健康人，明明身形这样消瘦，脸上却有些浮肿，脸色又分明有些病态的蜡黄。她从未想过再见他时会是这样一副情景，心惊之余，想起廖耀湘说他不久前才做了肾脏摘除手术，且并没有完全康复，就因为心系东北战局而匆忙出院，不由得猛然一阵鼻酸。
她想她之所以能至今坚持做一个医生，一大半要归因于是个心软的人的缘故。尽管已经多年没有见过面，也从无上下级以外的关系可言，但她看见他的模样，心里就十分地不好受，又想到他现在这样或许正是因为在野人山落下了病根，顿时更觉得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一时间，她也不知是该上前还是该告退的好，眼睛无措地左右望了两望，只见那位陈副官站在门旁，向她投来了个抱歉的眼神，大概这回实在帮不上什么忙了。沙盘对面的这位长官此时略微抬起了头，目光先是望向一旁的郑洞国：“桂庭，来了。”
他大概一宿没有合眼了，和孙立人吵过了一整个清早，说话声音哑得让人辨识不清。郑洞国走上前去，搀扶住他的一边手臂，无奈道：“才说过踏实静养的，一回来东北就吵成这样。”
他摇摇头，没有说话，眼睛又向她看过来。
阮静秋赶忙立正，拿出自己最好的仪态向他敬了个礼：“长官，静秋来向您报到。”
他微微点头，又忽然蹙眉，用手掌压住自己的左边腰侧。她还在原地傻站着，他只好抬手指向一旁的办公桌。她这才醒过神来，连忙先放下手里的东西，拿起桌上的药瓶和水杯递给他。
职业习惯使然，她在此期间快速地瞟了一眼药瓶上的标签，好在外语没有落下，读得懂是一种常见的止痛药。而且，这药瓶看起来还很新，瓶子里的药片却已经快要见底了。杯子里的水自然也早就凉透了，她原本想换一杯热水，但左看右看也没看到暖壶在哪里，只好硬着头皮把药瓶和水杯递给他。他吞了两片药，见她还在原地站着，又蹙眉看向她。
她当然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郑洞国适时地替她发声，说道：“小阮医生等着给你量体温和血压，在外头站了快一早上了。”
杜聿明面露不快：“有什么好量的？”
郑洞国接着又说：“毕竟出院没多久，就算是为了往后战事着想，稳妥起见也应当量一量。”
他默了片刻，似乎妥协，先是解开军装外套及衬衫上面三颗衣扣，又把右臂的衣袖卷了两卷。阮静秋如蒙大赦，赶忙把体温计递给他，又把血压计在他手臂上裹好。他刚发过一大通脾气，这时的血压数字实在好看不到哪里去，而她忧心着他身上其他的病症，但也不好在这里就开口问询。有她这个闲杂人等在场，他们俩不便讨论军务，也无法详谈方才和孙立人争执的内容，便互相说了几句日常关怀的话。郑洞国一再地劝说杜聿明安心静养，阮静秋自觉不好插嘴，但感觉一颗心仍然沉甸甸的，像是要把她整个人都拖得坠下去了。
三分钟后，她从他手里接过体温计，果然比正常温度略高了一点点，是一个可以算作低烧，也可以被他这样的人理直气壮地忽略不计的数字。出于作为医生的职业操守，她明知说了也是白搭，但还是向他如实说道：“长官，您有点发热，还是要适当休息的好。”
杜聿明略微点头，表明自己听见了，又极快地侧过身，掩着嘴咳嗽了几声。阮静秋感觉自己又开始从内而外地整个人泛酸苦，本来下意识地想去搀他，想起手上捧着的血压计，又只能悻悻然地作罢。杜聿明对此无知无觉，只对她说道：“你先出去吧。”
阮静秋回到医务室，请示过张主任后调出杜聿明的病历，和廖耀湘先前所说的一样，司令部里的这份病历几乎是白纸一张，除却几行十分敷衍的查体状况，没有任何具体病情症状的记载。她托腮沉思，脑袋里汇总过往曾学过的相关知识以及前些年在印度兰姆伽基地所受的医疗培训，认为肾结核通常不会单独凭空出现，反倒有可能是因为他的肺结核迟迟未愈，结核病菌随血液播散，于是肾脏也出现感染。手术或许暂且能解决一部分肾脏的病变，可术后单靠止痛药扛着却是不行的，把抗结核药物用上，同时非得卧床休息上一阵子，才有完全康复的可能。
在她来的那个时代，结核病已是一种罕见的病症，至少她学医、从医十余年来还从没有遇见过。可时光倒转仅数十年，这种传染病却如此普遍和难以防范，且由于缺少抗生素的缘故，每一刻都在有人因此而失去生命。她对着病历发愁，又一一比对现有的库存药物，遗憾自己不能在有限的条件里作出一些制药领域的发明，好彻底根除了这件困扰许多人的病症。快到晌午头的时候，陈副官过来找她，一见面便很诚恳地道抱歉，说他早上进作战室去，本来是想帮忙问话的，可屋里那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叫他开不了口，也不敢就此推门出屋，只好尴尬地被困在了那里。
阮静秋也和他客套，说：“都是为长官办事，哪有什么抱不抱歉的呢。”又顺带问他，杜长官平时都吃哪些药、有没有其他症状之类。他果然报出方才那个止痛药的名字，又说了一两种抗结核药，但继而叹着气摇头，说忙起来忘记吃药是常事，倒不如说想起来吃药才是极罕见的情况。
她听了更加无奈：“那还管什么用？”
他身上还带着一个药瓶，是前两天刚吃完的止痛药。这个年代所常用的止痛药自然也不比后世品类丰富且安全性更佳，大多都有难以避免的副作用和成瘾性。阮静秋看着药瓶上英文写就的“阿司匹林”，深深叹了口气，提醒他：这药固然能够有抗炎止痛的功效，但服用必须遵循剂量限制。长期过量服用阿司匹林，意味着他的长官将遭受包括凝血功能异常、肺水肿、脑卒中、肝损伤在内的众多风险的威胁，还可能加重他缠绵不愈的胃溃疡。只是她药学虽然还过得去，历史却大半已经忘光了，要她眼下立即找出能取代阿司匹林的更好的药，她实在办不到，因为这时候就连布洛芬也还没发明呢。这种情况下，她只能求助于一些中医理论，按几种常见的痛症各自写下几味对应的草药，把药方递到他手上，而后再三叮嘱，具体用药的分量还是要找大夫把脉问诊后再定。
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些，听她说完，十分震惊地连连道谢，接着连忙拿药方去找他的长官了。她又坐下来，看着那份只写有寥寥数字的病历发愁：连病人的面也见不上，话也说不成——这叫她这个医生怎么办才好？
也许是张主任留了心，也许是陈副官的特别关照，后来阮静秋再出外采买物资，都有专车接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对她来说前所未有的庞大的长官系统——初到沈阳不久，她就收到了一本厚厚的名册，里头是司令部所有军官，即她所要负责健康诊疗的所有长官的名单。这名单长到实在令人费解的程度，且其中许多人，直到她离开沈阳也从没有见过。她原本按着往常习惯，打算把这些名字大体背记下来，免得诊疗时情形尴尬；后来只觉越背越多，便无奈地放弃了。
至于医务人员的职责和配置，在军中也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她忙碌时，不会有其他部队的医生赶来帮忙，前线打仗，也不会把她这样专为长官们看病的医生派上阵地去。但在军医处内的几个医生、护士之间，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区别了，有时护士也要像医生那样操心，医生也要做很多护士的工作。司令部的军官名单虽然长，但平时常露面的并不多，她不想揣摩这里面的缘由，按张主任说的，这就是作为医生最不该多管闲事的政治类问题，医生只管给人看病。
阮静秋仍然按郑洞国军长——后来才知道，他早已经升任东北副司令长官——的叮嘱，每日去给杜聿明量血压及体温，偶尔也为他做听诊。他总在早晨或傍晚发低热，听较为亲近的尹副官、陈副官等几人说，夜里盗汗也很严重，这无疑都是结核病的症状了。但她仍然没有机会和他说话，更不要提详细询问他的病症，有时赶上他正和部属讲军事工作，就和那天一样在门外稍待，有时量到一半，就有电报急匆匆地来找他，她也只能暂且告退。听说外头的仗打得正激烈，郑洞国在前线督战，杜聿明也常去前线指挥所，或者当天往返，或者隔上几天。这些紧急的事务通常不会要求军医随行，因此，但凡他一出门，这些健康状况的监测工作就只能搁置下来。
半个多月转瞬即逝，在前方不断传来战事告捷的消息的同时，阮静秋也渐渐习惯了沈阳司令部忙碌的工作。某一日，陈副官忽然来找她，说是杜长官听闻了她在市场上遇到的一些乱象，想叫她过去说说情况。她跟着他到杜聿明的办公室去，屋里除了他之外，还坐着当时东北行辕的几位官员。大概是战事顺利，因而使得他心情转好的缘故，这会儿看他的脸色神态，已经比之前要好一些了。他也不和她寒暄，径直发问起在市场上的见闻，她暗自庆幸陈副官预先提点了他将要问的话，于是在来的路上打了一点腹稿，还算清楚流畅地把情况说给他及在场的其他官员们听。叙述完毕，她又想起，自己所看到的情况，距离现在已经有些时日，故而谨慎地补充：“不过，这也都是半个多月前的状况了。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大城市与小城市还有不少差价，刚才说的只是我在沈阳一地的偶然见闻，恐怕不能代表整个东北的情况。”
一旁的其中一位官员听完说道：“早前百姓们就对这些苏联士兵很有意见。他们撤退以后，百姓们更大骂这些军票就是废纸一张，连擦屁股的草纸也不如。”
另一位官员接着说：“好在东北流通券与盖章法币近来都已投入使用，市场上的货币乱象已好多了。”
阮静秋不知道货币乱象究竟有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好转，但他说的东北流通券和盖章法币，她还未曾用过。之前倒是有一些耳闻，说是军需处已经为这种盖章法币忙了好大一阵子，因为所谓盖章法币者，即是要用杜聿明的私章在法币上盖印，以此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凭证，投入使用后，与满洲币按一比十兑换。部队不断地进入东北以后，对这类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可见他的私章之忙碌，或许比他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接着，他们又就此讨论了一些细节，大概是这事并不算多机密的缘故，期间她站在一旁听着，并没被他们请出办公室外。杜聿明是其中最少说话的那个，他大多时候认真聆听着其他人发言，偶尔蹙眉沉思，或者用他手里那支派克金笔在纸上书写几句。待到屋内其他人都发过了言，他忽然转向她，说道：“我派给你一件额外的任务。你工作之余，尽可多去市场看一看，把关于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及货币流动的情况记录下来。除沈阳和锦州之外，抚顺、营口、鞍山、本溪等地，你也可以去。”
语罢，把他方才写了不少东西的那张纸递给她。她之前还以为他听其他人发言听得不光认真，还做了笔记记录，接过一瞧，才看见上头写的是她这件任务的一些要点，连同之后整理撰写汇报材料的方式方法、格式行文也一并列清楚了。她看得暗暗咋舌，原来他早在她回完话之后，就已经想到要给她派这项工作，且还能够一心二用，一边听着其他人说话，一边又写了这一整页跟那些发言没什么关系的东西。这类工作和她的本职一点关联也没有，她实在不明白司令部的参谋那么多，杜聿明为何非要把这件事派给她做。她并不是不想当面问个清楚，但此时还有诸多东北行辕的官员在场，再傻也知道她绝不能也不该在这里驳了自家长官的颜面。她无可奈何却又无法推脱，只好暂且应承下来。
会后，杜聿明又派来一个参谋和一个特务营的军官，叫这两人往后协助她办好这件差事。这位参谋也是留洋归来，且在外国学习的就是经济，把这些价格、市场、货币等概念及关联向她简要地一讲，她就明白了许多。来自特务营的这位军官，则是沈阳本地人，对当地及周边情况了解得十分详尽，也知道查明一些情况所必须的去处。他们两人虽然名义上是协助，但其实远比她懂得多，她只对医疗备品有一些概念，加之看过一些记录，能够基本根据一场战役所投入的部队规模推算出一定周期内对医疗备品的需求。可想而知，单是准备写材料所要做的工作就已经让她十分煎熬，且本职工作她也不好耽误，常常是一天里有半天去了外地寻访，后半天回到司令部工作，夜里加班加点把寻访的见闻编成文稿，这样算下来每天能睡上三四个钟头已经是极限，更无暇再去面见杜聿明追问她那一肚子的疑问了。
人的睡眠一旦不足，面上的精气神就会立即受到影响。没过几天，当她再去给杜聿明量血压的时候，陈副官就很敏锐地注意到了她的异常，好意地说：“你要是困得这样厉害，就先回去睡上一会儿。长官正忙着，你晚几个钟头来，也不要紧的。”
阮静秋连睁开两眼都觉得费劲，哈欠像葡萄一样成串地正往外冒。她原本一点也不算是多话的人，这天实在困得狠了，才一时失去警醒，多问了几句平时绝不会说的话：“我只熬了这几天，就两眼昏花、神志不清，可每天这个时间，杜长官都已经早早地起来工作了，他是不是一位根本不需要睡觉的神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模样一定十分悲惨苦涩，陈副官忍不住笑了起来，解释道：“长官一天向来只睡三四个钟头，我来得迟，听说是从抗战起就有的习惯。”
她腹诽，即便寻常人这样几年也会被累垮，难怪他的结核病一直未愈，拖到如今。她问：“是不是也有他睡不大好的缘故？”
问到了他家长官的生活起居，陈副官就显得很谨慎了，只笑一笑，没有直接回答。接着，他又转而劝解道：“你尽可再去睡上片刻，假如长官问起，我再差人去叫你。”
阮静秋和他说了几句话，脑子逐渐清醒了一些，也意识到自己方才问得不合时宜，但并不打算再去睡回笼觉了。她向他拍一拍医药箱，说道：“张主任昨晚叮嘱过，杜长官出院已满两个月了，除了日常的血压及体温以外，今天还需要抽点血做个复诊，非得是早上才行。”
他只好应道：“好吧，那我替你去通报一声。”
阮静秋获准进屋时，杜聿明正忙着写东西。只见他右手握笔，流畅地书写着，听到屋门响动快速地抬了抬眼睛，然后放下笔，开始解左袖的纽扣。而她并不希望健康检查成为他工作的负担，继而造成他心理的抵触情绪，于是快步走上前，替他卷起了袖口，同时说：“我来就好，不耽误长官工作。”
他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又拿起笔继续书写。她给他量完了血压，把药箱小心放在地下，略微俯下去一些，研究接下来该扎他胳膊上哪条血管。此前，虽然这类护士职责内的工作她也做过了很多，但这回遇上他，她总还是有把握一些的好，要是针扎进去，却没扎对地方，在那里前前后后找血管再找上半天，那恐怕就不仅要丢大人，而要脱掉这身白大褂与军装彻底走人了。
办公室里的光线并不足够明亮，他专注地忙于书写，她更不好出言打扰，偏偏俯着身又看不太清，就只得半跪下来，离他的手臂更近一点。这样近了以后，她先看到的却不是皮肤下的血管，而是他手臂侧面小小的，圆圆的两记疤痕，是被缅甸的毒蛇咬过之后留下的痕迹。这道疤痕一下就把她的记忆牵回远征时的情景，她想，自己那时终归还是年轻莽撞的，换作现在，她恐怕无论如何也不敢再那样胆大到用嘴去吮吸毒血。当时没有中毒身亡实在是万幸，假如赶上嘴里有什么伤口或黏膜破损的话，日后五军的这段历史里就要记下一句：某位随军医生错误地用嘴为长官吸血，因此被一条毒蛇夺去了性命。
正想得出神，一旁的杜聿明忽然轻轻咳嗽了声，使她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还有正经事要办。她一边找着血管，一边又偷瞄他的脸色，见他仍然专注地看着桌面，并没注意到她走神，方才的咳嗽声也不是有意提醒，才稍微松了口气。只是弯着腰找血管十分费劲，她原本都打算直接屈膝跪地了，一只手却忽然伸过来搀住她，只见他又放下了纸笔，边搀着她的手臂，边向她示意道：“坐着，椅子上又没有钉子。”
她向他讪笑，乖乖地在他近旁坐下。扎针时，他和廖耀湘一样很有坚毅的军人作风，完全不露出皱眉吃痛的表情，而是问：“耀湘好吗？”
阮静秋当然不会傻到据实以告，那时只不过是和廖耀湘斗嘴玩笑而已。她答道：“好，廖军长一直很挂念您。这趟来沈阳，他还托我问候您呢。他说，等前方战局稳定，就第一时间回沈阳来探望。”
他微微笑道：“那就好。”又说道，“你回来有一个月了，我忙于工作，还没有顾上问你的生活情况。”
阮静秋说：“一切都好，谢谢长官关心。上次布置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一些，等到材料初稿写好，再拿来给长官过目。”
他“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一管血很快抽完，她快速地回想自己方才的答话，应当没有什么逾越冒犯之处，也没有其他不妥当的地方。但她这口气一松，脑袋里不知道哪根筋又分了神，起身时脚下一绊，差点儿仰面摔了下去。
杜聿明看似在专注工作，这时却很快地抬手拉住了她。她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但好在针管仍牢牢地拿在手里。随即她又注意到，他这么一搀扶她，手臂上压着的棉球就掉了下来，血立时又从针眼里直往外冒了。她“哎呀”地叫了一声，赶忙又夹出一只新的棉球，使劲地摁在他臂弯处，结果两人之间，就变成了一副他扶着她，她一手拿着针管，一手把棉球往他手臂上摁的混乱状况。
外头的副官应该是听到了动静，紧张地敲了敲门，唤了他家长官一声。他看看她，又看看屋门，答道：“东西掉了，不要紧。”外头的敲门声才停下来。
她的脑袋彻底停止转动，顶着满头大汗，忐忑又无措地望他。
杜聿明收回目光，又继续看着她，无奈道：“我有这么可怕吗？”
阮静秋呆了片刻，急中生智道：“对不起长官，是我分神了。好在针管没摔坏，要不然还得再抽一管。”
他也没有要责备她的意思，只是沉默着，像是叹了口气。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话，不得他的允许，只敢站在原地，一动也不能动。过了会儿，他终于抬眼看着她，轻轻说了声：“你去吧。”
时间过去很久，她已经忘记了自己那时是怎样回答的——或许根本没有回答，因为她实在已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乱作一团，只想着收拾好东西，然后就立刻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