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是周亮工起家的大贵人。
当初周亮工之所以能以潍县县令之职，带领数千登莱军西进增援。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潍县的一批耆老旧臣的支持，内里排第一的便就是郭尚友。
而排在第二的前陕抚佥都张尔忠，现如今已经被招入朝中了。
郭尚友是跟曹珖同期的人，如今也有八十，但身体尚好。
万历二十九年91601)进士。历任县令、给事中、巡察御史、知府、漕运总督、户部尚书。
算是名臣了。
历史上他在王鳌永两次疏荐齐鲁耆老旧臣时候，都位在首列。但能拒绝仕清，保全自身气节，在明末的大环境下，也是难能可贵了。
而眼下时空，他与张尔忠等都早早的迁家登州，曾樱对其很是尊敬。
二人一个是从县令小官一步步走来的巡抚大员，一个更是曾经的户部尚书，对于欠税漏税和隐抱隐瞒事宜，真知道的太清楚不过了。
大明朝在册的人口在成化年间达到了巅峰，随后的百多年中，民间人口是不断增长，可官府在册的丁口却一年不如一年。于此一般无二的还有田亩的数量，官府田籍上的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太大了。
大明王朝是按户头丁口来收税的，而很多的士绅大户，家里的老少人口数十人，男女奴仆更是众多，但在户籍簿子上也只记为一户。而土地兼并导致很多农民丧失土地后沦为佃户，又或者全家都进入大户人家为奴，这些人在户籍上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还有那从外地迁移来的移民，很少主动上报户籍的，周边大户也往往想尽办法隐瞒人口数。
事实上明廷也有清查人口和丈量田亩，甚至在都是规矩定例，但事在人为，本来是朝廷约束地方的规则法度却成为了地方官吏们发财致富的捷径。
白花花的银子一塞，十亩水田就变三五亩旱地了，家里十口壮劳力就成五口之家。只要注意了分寸，把握住老爷们的底线——人口田籍毫无征兆的全都大减的话，会影响到官老爷们的考绩的。
但这双边只要达成无言的默契，那一切就尽在不言中了。
甚至于后世关于大明朝的税赋史书中还有一段趣事：洪武年时明廷一年可以收到三千多万石的税粮，有一年最多收到了三千两百万。朱元璋很开心，觉得如此多粮秣已经他朱家的大明朝已经足够用了。就下达了一个类似于康麻子永不加赋的规定，规定说以后就按这个标准来收税，每年征收税粮不超过三千三，这样老百姓的负担不会太重。
朱元璋这是对读书人太狠辣了，杀得读书人都怕他，怨他，恨他。自然就也没有人来吹捧他了，看人家康麻子是怎么收马屁的？
然而事实证明朱洪武太天真了。因为他说的这个标准后来基本就没能达到过，除了和老爹一样彪悍的永乐大帝外，之后的大明历代皇帝，每年能达到两千七百万这个标准就非常高兴了，到万历年间只剩下两千五百多万，于是万历三大征就花光了明廷的国库……
轮到崇祯这个倒霉孩子继位，读书人都说是他收税收多了才导致农民起义的，是辽饷等三饷太残民害民了。可实际上呢？
崇祯帝这倒霉娃娃，坐到一个烂摊子上，偏又没本事另造河山，如是就只能混成亡国之君了。
这大明朝的基层已经全烂透了，大明朝不是没钱，但这钱却收不到皇帝的手中。崇祯皇帝挂在那棵著名的歪脖子树上嚎啕大哭：“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虽然太片面了一些，可以大明官员的表现来看，倒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不管是郭尚友还是曾樱，他们是都没胆量挑战这社会的潜规则的。然而两个对大明还有些忠诚的人却很乐意看到那些士绅们遭殃，接受一些教训。
他们是不敢‘得罪’了读书人，可人郑芝龙早就破罐破摔了。人家很快就要在海外称孤道寡了，他才不会甩那些无耻的士绅呢。
看这段日子里郑芝龙的举动，那叫一个‘残暴’。在登莱士人眼里，郑芝龙都能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一较高低了。
所以，曾樱也好，郭尚友也好，听闻了消息之后全都哈哈大笑。同时也跟之前郑芝龙使人收田时候的拒绝一样，再次拒绝了早上门来哭诉的诸多士绅朋友。
大明朝的税收制度秉承唐宋习惯，采用两税制。一年收两次税：夏粮和秋粮。理论上是只收米麦粮食的，称为‘本色’，不过实际操作中也允许用银钱和布匹等——也就是所谓的‘折色’来充抵。
除了要交纳粮食外，老百姓每年还应当承担徭役，就是给官府干活。这些徭役也允许花钱冲抵。尤其是在明朝后期，一条鞭法之后，徭役大都按银钱折算。所以各地收税，基本上就是收钱收粮。
但是想要知道士绅家的确切田亩数量，知道内中的田亩分成（是好田是坏田，是水田是旱田），知道他们当年交了几个子的水浅，那可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大工程了。
不说整个登莱了，光是一个奇山所，那都能叫冯澄世忙的脱不开身。
所以，他们还是要靠原来那些胥吏的，因为只有这些胥吏才知道谁叫该交多少税又漏了多少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