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红旗依旧高高的飘扬，各班也飞快的在各自的位置上排整齐了队伍。成均公学学生的素质是很高的，班与班之间并没有为了你多占位置，我少了地盘而吵吵不休。所有的班级很快就排出了一个50x50+的大型方阵。
成均公学总共就这么多学生，每个班最多四十八人，少的只有四十二三人，一个阶段5个班，从学前班到高中，一共十二个阶段，全校学生也只有两千六七百人。在这个时代，这已经很多了。
全校师生组成了同一个大方阵，从铃声响起到列队结束，时间还不到20分钟。但这样的用时已经是很多的了，这要是刚刚建国那十年，十分钟都用不了。每次学校的大集合，那每个班一个列队，行动之中就仿佛是一支支正规军在集合。虽然那个时候成均公学的学生数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多，两三千人的大学校，在那个时候是想都不敢想象的。
没有人说话，操场一片肃静。虽然每一个学生，甚至是一些老师都对此感到诧异，但还是没有一个人擅自说话，包括小学部和学前班，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高台上。
张宏林和李耀宗各自差不多高，俩人在站队时也排在前后。和在场的所有学生一样，俩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感到莫名其妙，张宏林更多是因为这要占用课堂时间了而暗自高兴，李耀宗却还在因为自己班内部的篮球比赛【体育课】被中断而郁闷不已。当然这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队落后的分数太多了，连厚着脸皮说自己队会在剩余的时间里还能搬回来，结束的时候还未到，谁赢谁输尚未定论的话都说不出口。
二十分的差距，太大了。
很快，成均公学的现任校长叶邦伟就出现在了台上，但他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学校的多位高层，最重要的是，这当中还有一个穿着军服的陌生军官。而看那军官的军衔，很多学生都惊奇的很，竟然是一名将军。
叶邦伟是满面笑容，今年四十六岁的他在原时空的历史上是默默无名的。但是在这个时空里，他却是陈汉立国后涌现出的国学大师，年纪刚刚三旬，就‘名满天下’了。因为他给新儒家彻彻底底的找到了自己赖以生存生长的‘根’！
陈汉自未建国时，对于儒学，尤其是理学就加以打压。等到陈鸣大力主张的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土壤上显出威力来之后，以理学为根本的旧儒就彻底的玩完了。
这一过程中，儒家新学，也就是‘新儒’的影响力是不住增大。但是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面对科学这一事物变得完全无力抵抗。
千千万万的新儒可不愿意看到已经退化成一门学术的新学彻底蜕变成人文理念，然后就被束之高阁。那么该怎么办呢？
当时的中国本土，致力于糅合东西学说于儒学一体的学者绝不只是三两个人。而是一大群，一大批。中国国内还是有太多太多放不下儒学的人在。甚至不少人还都相当的有名望。
但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往，工业发展的成果，众人可见。事实胜于一切的滔滔雄辩。
儒学想要有出路，新儒想要不重蹈旧儒的覆辙，那不仅要解决掉儒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务实，更要把生产力的发展融入中来。
一直以来，千千万万的新儒之人的‘研究’之路都是致力于如何把工商司法科学等等的一切都融入进新儒学，他们是还没有放弃过去儒家为‘天下师’的逼格。
很多人一面心痛旧学的末路，一面在继承传统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将中西两种文化进行衔接。更多的新儒之人，在打着拟古、溯根的名义，肆意曲解科学定理，将其牵强附会地与中国儒学的传统学术相联相系。一时间，有关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儒家‘勾勾搭搭’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学术界，让皇宫里的陈鸣是目瞪口呆。后来这群儒家学子眼看一个儒学都要兜不住了的时候，就毫不迟疑的把道家、佛家，先秦百家，一切有能兜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甚至提出了‘西学中源’。让陈鸣目瞪口呆额同时，不得不大叹‘文人无齿’，感叹后世的‘砖家叫兽’不是师出无门。
但叶邦伟的主张却恰恰于此相反，他剥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奇奇怪怪’，紧紧扣着‘内圣外王’这一儒家的立宗之本，其核心思想是仁和礼。
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新儒学从理论上算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可以用各司其责，各尽其力来简单的理解。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新儒学的‘仁和礼’是不可分的。
而具体的实践上，叶邦伟扣着的就是孟老夫子的‘民贵思想’了，民贵而君轻，把“民”置于学说的中心。这是叶邦伟的一次大冒险，但显然他赌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