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陛下，万万不可！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辽东地方，沈阳。
自万历四十八初，熊廷弼便将位于辽阳的经略行辕，搬到了更靠近建奴势力的沈阳。
熊廷弼，湖广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以三甲第一百十五名获赐同进士出身。
熊廷弼第一次进入辽东是十二年前的万历三十六年。当年八月，熊廷弼经过考选，升为试监察御史，分管浙江道。但熊廷弼上任浙江道御史仅十天后，便在浙党的暗中操作下被廷推为辽东巡按。
在当时，巡按辽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苦差事，人人避之而不及，更何况是从江浙富庶之地调去辽东苦寒之所。但熊廷弼“有志四方，喜谈陈汤、傅介子之事，每愤蓟、辽之间虏众骄横”，因此不顾友人劝告，毅然出关巡按。
他在辽东的几年中，杜馈遗，核军实，按核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朝堂上似乎永无休止的齐、楚、浙三党之争和他率直火爆的脾气，熊廷弼数度沉浮，最终于家中闲赋。
直到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事情才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当时，被认为颇知辽东兵事的杨镐起为辽东经略。朝廷本想同时起用此前巡辽有功的熊廷弼为监军。但杨镐之前任辽东巡抚时，就与时任巡按的熊廷弼不和，所以出面阻止了此议。
这次阻碍是熊廷弼的幸运，因为在皇帝、内阁、朝中舆论的共同推动下，萨尔浒之役是一定要打，同时又是一定打不赢的。
明年三月，萨尔浒惨败的消息震动京师，群臣纷纷建议起用熊廷弼。于是，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神宗拜熊廷弼为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宣慰辽东军民。
熊廷弼于四月十二日接到圣旨离家北上。六月，开原沦陷，言官纷纷上书弹劾杨镐。杨镐被罢，朝廷才于六月二十二日正式任命熊廷弼代替杨镐，经略辽东。
熊廷弼尚未离京时，上疏向神宗皇帝分析辽东的形势，称：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欲保河东（辽河以东），开原必不可弃。今开原破、清河弃、庆云掠、辽西围，铁岭、懿路数城居民逃亡。唯独辽阳、沈阳孤立于河东，难以守御。然而，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东，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
为此，熊廷弼请求神宗“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
神宗深以为然，立即降旨：“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等项，着各衙门火速处办，刻期齐备，勿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
熊廷弼在得神宗如此器重的情况下出山海关，可以说是踌躇满志，然而形势丝毫不容乐观。他还没到辽东，铁岭宣告失守，沈阳及各城堡军民迅速逃散，辽阳人心惶惶。
八月初，熊廷弼进入辽阳，开始整顿军务，并劝逃亡者回归。甫一接任，熊廷弼便斩杀逃将以祭奠死节将士，先后杀贪将陈伦，罢免总兵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替。与此同时，熊廷弼还亲自监督军士建造铲车、火器，疏浚城壕并加固城墙，做好了与建奴长期对峙的打算。几个月后，辽阳守备大固。辽东地方也再无城池陷落。
辽东的实际情况让他看清了漫谈恢复、贸然进剿显然过于草率，只能固守维稳，以守代战。为了挡住建奴正盛的进攻势头，熊廷弼上疏神宗，向皇帝主张“步步为营，渐进逼近”的战略。用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将逐步挤压建奴的活动空间，让他们抢无可抢、掠无可掠。
但固守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艰难，建奴有兵十万，那么官军就应有十八万才能稳住局势。然而熊廷弼走马上任时，辽东只有官军八万，光在数目上就不占优势，而且这些官军以老弱居多，还需简汰，不能作为实数。
为了补足这十八万战兵，朝廷每年需要向辽东拨发白银三百二十四万两、米粮一百零八万石、马豆九十七万石。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来看，熊廷弼决定固守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被萨尔浒惨败打醒了的神宗朱翊钧也认可了熊廷弼的判断，批示：“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
神宗不仅口头上对熊廷弼予以支持，也在行动上尽可能地给熊廷弼以需要的东西。不过，神宗还是没舍得他自己的钱就是了。
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汝华累请发内帑不得，则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库藏余积，征宿逋，裁工食，开事例。而辽东巡抚周永春请益兵加赋。自此，向天下加派辽饷便成了常事。
天下如何暂且不提，至少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熊廷弼经辽一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不仅辽阳颓城整修一新，逃亡人民纷纷回归，而且原先遭到战争威胁的奉集、沈阳两座空城，如今俨然成为重镇。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神宗虽身患重病，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人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不一一批答。在负累天下，君臣互信的情况下，辽东得以稳定。
七月二十一日，沉疴难起的神宗驾崩。八月一日，新君御极。这一度让熊廷弼非常忧虑，因为他和太子向来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这位新任君主。这种情况的危害是显见的，由于不为新君所知，新君想要对他有所看法与评价，就只能依靠其他官员的赞、诋。一般来说，人缘越好、交往越广，就越能得到新君的垂青，但熊廷弼显然不是个有好人缘的人。
在神宗朝时，就因为他是湖广楚人，熊廷弼便平白地遭到了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的无故打击，而所谓的楚党也不愿意出来帮他说话。
尽管东林党崛起之后，齐、楚、浙等三党因为这个共同的敌人而联合了起来，相互攻讦的情况日益减少了。但这个“三党共敌”的攻击欲望之盛，必党同伐异而后快。
而且东林党人向来以“忠正”自诩，在万历时便是坚定的太子党，这就让他们在皇帝刚即位时便靠着新君的眷宠占领了朝堂中枢的一系列重官要缺。
内阁一口气补了五位阁员，其中刘一燝、韩爌等二人都是公认的东林党人，而次辅叶向高也是东林党的同情者。同时六部、一寺、一院、一司，九大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机部门中，也补了不少东林党人进去，其中不乏二、三品的大员，一时风头无两。
就在熊廷弼一边心下惴惴、一边撩袍提笔准备对不断攻讦自己的姚宗文发起反攻讦以自证清白的时候，一道圣旨从北京发到了沈阳。圣旨很简短，去掉那些官面上的场面话，核心内容就一件事儿：熊廷弼经辽有功，升职一级，赏银百两。
熊廷弼是粗人，不是傻人，他清楚这种小事儿根本没必要明发上谕，让通政司递个通知过来就成了，新君此举是在向外释放一个信任他熊廷弼的信号。两天后，印证这个猜想的邸报姗姗来迟。邸报上不仅记载了熊廷弼升职的事情，更载明了另一个人事变动。
那个长期与熊廷弼不合，处处与他作对的姚宗文被皇上去名夺职，贬为庶人了。因为姚宗文正在辽东检阅兵马。熊廷弼性格直率，从来不讲什么凡事留一线的道理，所以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直接跑到姚宗文那里去阴阳怪气了一番，把本就心律失常、不知所措的姚宗文气得昏厥了过去。
要知道，即便是神宗，也只是在他被攻击到要赌气辞官时，进行了一番口头上的安慰。
满脸络腮胡的熊蛮子狠狠地感动了，于是狠狠地将那些试图在入冬前抢掠一番的建奴揍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