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英说：“我们孩子说她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家里被翻得乱的不成样子。”
李梅问：“家里有什么东西？”
孙吉英说：“就小首长放下些钱，我藏得牢靠，他们没翻着，其它没什么要紧的东西。”
李梅又问：“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被抓？”
孙吉英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时间跟小首长出去了一个多月，我来太白楼上班后，小首长就让他回来了，现在一天就在家守着，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应该出事。”
李梅思索着。孙吉英她们的关系单纯，活动又少，不应该出问题，如果是她们出问题，孙吉英恐怕就没机会到这里来了。
不是她们的问题，那问题就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她们的上线出了问题，连累到她们，甚至是出了叛徒，出卖了他们。可如果是这样，孙吉英既是不被抓，也应该被控制，不可能还是现在的自由身，想这一方面有点牵强。
再一个就是因为对她的怀疑，而怀疑孙吉英，企图从张建斌身上找突破口。虽然这一点从逻辑关系上看起来有点远，但敌人可能想的更远，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饭店的关系和她爸爸的缘故，松本俊不敢随意抓她，但不等于不调查她。这次苏阳的动静又这么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是说松本俊并没有张建斌的直接线索，只是因为怀疑她而怀疑，张建斌的问题就不大，就看张建斌的随机应变能力了。如果经不住敌人诱惑，或者敌人一吓唬就害怕，抽几鞭子就怂包软蛋了，那麻烦就大了。
她没和张建斌打过交道，甚至没见过面，不了解张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变随时都会让人颠覆三观。也难怪她这么想，组织上出现这种情况都必许立即采取措施，预防损失扩大，必须断尾求生。可她这种情况，刚刚建立的运输通道不可能舍弃的，她绝不能撤离。她不撤离，孙吉英就不能撤离。这样，她们的命运就寄托在张建斌身上了，张建斌一旦叛变，她们就全暴露了。反过来说，张建斌本来没事，她们若撤离，张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张建斌的命运也和他们紧紧相连。
这些都想明白了，李梅问：“这种情况组织上要求你们怎么做？”
孙吉英说：“要求示警，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我担心有特务监视，就没敢去摘牌子。”
李梅说：“那你回去就把牌子摘了，有鬼子监视也别怕，张建斌不见了，还挂着牌子，耽误人家来剃头的。我们俩现在都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离开这里，一方面这个饭店太重要了，再者据我分析，敌人只是怀疑张建斌，并没有直接线索，张建斌没什么事，我们一撤离，他反而有事了，所以，我们不能撤。同时，张建斌被抓的事我们不能有任何反应，更不能企图去营救，一旦有营救的企图，敌人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现在你要办的事一是给组织示警。二是你对外就说，张建斌可能是倦了你家的东西跑了，你要寻找他，写寻人启事去街上张贴。三是安排好你的孩子，我们随时都可能出问题，那样会连累孩子，趁这个机会，你要上班，顾不了孩子，张建斌又跑了，所以把孩子安顿好，你没地方安顿我给你找个地方。钱不够我这里出。你走要给我写个请假条。”
孙吉英一听，自己心里也有了主张，说：“好的，我现在就给你写请假条。”
李梅拿出纸笔，孙吉英立刻写了请假条，抱着孩子走了。上了班，李梅在前台做开了账房。宫崎康禾的账房好奇的问：“李掌柜，孙账房哪去了，怎么你来做账房？”
李梅把孙吉英写的请假条给她看了，说：“她家里出事了，这几天来不了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又问：“出什么事了？”
李梅说：“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听她说，她男人把家里翻了个稀乱，可能是跟上别人跑了。”
“啊！”宫崎康禾的账房惊讶的说：“还有那样的人？”
李梅让她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忙活着，再没理她。
孙吉英回到家便依李梅所说，写了二十份寻人启事：
丈夫张建斌，今年三十五岁，于昨儿后晌把家里翻得稀乱，不知裹挟了什么家产，跟别人跑了。我们夫妻多年，希望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能回心转意，立刻回家为盼。若有知情的路人请告诉一声，定当感谢！
妻子孙吉英
写好寻人启事，孙吉英便和了半碗浆糊，带着孩子在街上贴了一上午。随后她便带孩子回老家去了。
寻人启事很快就到了松本俊的面前，让松本俊看的既疑惑又索然无味，疑惑的是有这么蠢的人？以为是丈夫卷了家产跑了，无味的是这么蠢的人，怎么看也不是抗日分子，于是让把这个案子撤了，别浪费时间和人手了。
宫崎康禾的账房下班后也把李梅当账房的事给宫崎康禾说了，宫崎康禾的第一感觉就是，孙账房的男人可能又是被松本俊那个蠢货给抓了。他知道松本俊天天盯着太白楼，特别是李梅，因为李梅，太白楼的所有人松本俊都怀疑。这不，孙账房的男人一个剃头的，根本无关紧要的人，就和太白楼的人有关系，就被抓了。也是没别的本事了，就知道乱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