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这回我坐了次大飞机，在日本唯一的一次，这是我想不到的。
在育种研究所期间，看中我的和田先生就要退休了，要去公司的总部北海道，这地方可是一般日本人也没去过的，就像我国的黑龙江省那么遥远，退休前他要见见老朋友和去各地走访一下，他还是日本“狮子”俱乐部的重要成员。这个俱乐部是一个国际组织，所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自愿的，大都是些比较有钱的中老年人，组织的性质是大概主要向世界各地的穷人们捐款捐物，在全日本关系多多。他想在各地逛逛的同时带上我这个年轻的外国人——中国人去和大家见见面也好。
就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同意，反正是在学习期间，在日本到处走走也是不错，说，我是可以，但要和内山老师说一下，我自己倒是“磨道里驴，听喝”。他说那好办，于是就给老师打了个电话一说，内山先生觉得我的事做的这么好，又是这和田老先生领着是无问题，就痛快地答应了。
五月份的一天，我跟着和田出发了，到了东京的“羽田”国际机场，这飞机场是太大了。停机坪一个挨着一个，宽阔敞亮的候机室，室内有几人高的大玻璃，游客在候机室内仿佛置身于机场中似的，一架架飞机就在身旁起飞、降落、滑行，我忍不住请旁边的旅客用才给我的相机拍了照。
上飞机前，在过安检时，我随身的包里带了一把削水果用的小刀，约有十五公分长，“全日空”的女安检员笑容可掬地把刀子收了起来，用一个硬纸袋仔细为我包好，上边写了我的舱位号，我刚要用双手接回来，她笑嘻嘻地说：“这件物品由我们替先生你保存好，待下飞机前再交给你”，我无奈任她拿了去。待下飞机时又由一位空姐款款地走到我座位前，恭恭敬敬地递给了我。
我看这点倒是不错，后来在国内坐了几次客机，有时也不经意带了几只打火机或小刀之类的东西，但是这都被安检人员收去了，而且是一去不复返，无影无踪。我事后一想，也许是服务有差别吧，也许是安全意识有别，终归结果是不一样，他们对你违禁物品的态度使乘客觉得比较粗暴，不管三七二十一，没收了事。我记得一位非洲小姐带了一瓶据说是违禁的防晒霜，可能是也不贱，她在中国机场再三解释也没用，机场方面非要没收不可，气的她在现场就在身上涂了起来，竟然把这一瓶防晒霜都用完了。还有的带了一桶牛奶也不让上飞机，气的携带牛奶的年轻人，当场就喝了起来，我想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难，只要安检人员用专业知识检查一下，看看无定时装置，把它们妥善地保管在飞机的一个安全如能防火防爆防劫持的箱子里，下了飞机再交还乘客不就罢了。现在也是，可劫持飞机的人多了，还是要防备万一好啊，不过也要考虑乘客的感受吧！
在我身后的窗外有一架巨大的飞机在停着，机身上“全日空”几个大字非常醒目。上了飞机后，和田先生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客机，我们这次要去北海道，它在日本的东北边，原以为日本不大，不需要坐飞机，谁知这小日本的纵向上很长，南北两端算上竟达五千里，比山东到黑龙江都远，去北海道，在日本也是很难得，回来问了研究所的日本人，竟然没有一人去过那里。在国内，就像遥远的黑龙江省，一般的内地人也去的不多。
我走进客舱的座位一看，确实这飞机太大，记得是波音七四七吧，仅一层中间的客席就有七个，我们恰好坐在前面的横道边，伸伸腿又舒展舒服，这架飞机约能载乘客五百多人。从那以后，在国内也乘过多次，却也没有过这么大的，我坐在舒适的沙发座椅上，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在二所拉柈子、捡松塔的时候；想起了在我们县粮食系统扛麻袋从船上卸粮食的时候；还想起了在大学里和同学们一起刻苦学习的时候，那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闪过。一个乡村成长起来的孩子，就像现在的一个贪官那样，回忆自己艰苦的一生往事，能混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啊。
正当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中时，突然听到了飞机上播音员的声音：
“一位叫黄钧的黄先生有人找，一位来自中国的黄钧黄先生有人找，听到后请在座位上不要动”。
我咋一听，惊了一身冷汗，这是咋回事，我老老实实的一个中国人，怎么用的着这样在这许多的旅客前，要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旅客，是全世界各国的人前广播，这也不是举办歌星演唱会，这么大呼小叫的，可客机上的播音员还在一遍一遍重复着，要是一个现在的国外潜逃的**人员不是要吓得半死啊。我怕是日语听错了，这时和田先生连忙按住我不让起身，看来他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不料过来一位空姐，上身穿着蓝色制服衣服，打着领结，下身穿件近乎超短裙似的蓝色短裙，这时候还注意她的超短裙呢，高跟鞋老高，一扭一扭地走到我面前，她知道我的座席。走到我面前，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
“你是黄钧黄先生吧”。我点点头，她只是简单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