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二月下旬，我接到县里同学捎来的一封信，让我自己去县里，说是要分配工作了，但是就让我去。那时我们这些所谓的高中毕业生都是要下乡的。在我们上几届的都是，我们也不能例外。我早已准备好了毕业后要到农村，当时就准备和农田打一辈子交道，但是据说也有可能分配工作，大家也补抱有什么希望。不明白为何就让我自己一人去县里。就懵懵懂懂地准备了。
于是我只身去县里报到。当然又路过边防检查站，又让公安吆五喝六的检查了下来，没办法，谁让我没有“边防证”呢。但这次有了一线希望，不知何时，边防检查员换成了徐其林的小舅子，徐其林（我称徐叔）是我爸爸从明德开始时期的老同事，原来是做木匠，后来我爸爸是养路段的一把手时他当二把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非常好而且是可敬可爱的长辈，现在退休很久了在县里，每次我回到我们县总是看望他，也是和他回忆起以前的往事。他的小舅子当时没工作，也是从关里跑到东北做盲流找事情干。后来徐其林叔叔托人为他找了个这份无人愿干的边防检查员工作，那里离县很远，久而久之，这倒成了好工作。我也算认识了他，真好，从此以后，有熟人了，只要他在岗，我的麻烦少了很多，不被边防站的人吆来喝去的了，也不用查我的边防证，就顺利通过了检查站。
到了县里，第二天让我去县劳动局一趟。县劳动局在“青砖房”，县里的老年人都知道，那是我们县里最长的一排平房，也是森严壁垒的县委大院，一般的平头百姓是进不了那个大院，后来存在了二十多年，一直是属于县委机关，现在想想还打怵。那时一名同学领我去面见局长，我心里打起了小鼓，为何局长要见我，是有什么特殊好事吗？还是有什么特殊问题?这些都不得而知，我心里充满疑虑地面见了局长大人。见完面以后很长时间才知道他的用意，是我，拯救了我们一批同学!
原来,我们这批毕业生按当时的惯例，是要遵照**的指示“上山下乡”的，我们的上几批和今后的几批都是如此，但这一批有些意外，一是当时我们县非常缺人手，各单位都是，好多年没新人工作了，没有新的劳动力；这第二点很重要，传说，我们班的某某人的父亲在县劳动局当官，他也是顺应潮流，特事特办了。但另一领导在翻看花名册时，发现了一个重大漏洞，竟然有几个人的年龄不足十六周岁，这不是童工吗。这还了得，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我），是最小，因为跳了一级嘛，当时我十足年龄是十五岁零十一个月，另外俩女生一个叫张翠娥一个叫郭玉霞的，也和我一样大。这位领导想：都不要了也不好，县里正缺少劳动力。那时很多事马马虎虎，但这么多“童工”也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慎重，最好把这个男的喊过来看看再说。于是他就挑了个年龄最小的我，就捎信指名道姓让我专来一趟，就这样我从二所单独的过来了。当忐忑不安的我按时来见了这位局长大人，谁知他一见我顿时惊呆了，吓！这么高的大个子，那时的我有一米八十多的身高，晃晃悠悠，往他面前一站，他大吃一惊，才不到十六岁这么高。殊不知我可是全年级最高的，他说：“不看了，真想不到，有这么高。”，于是，这次平生第一次面见大官的经历就如此结束了。后来同学们都大喘一口气，大家说真是感谢黄新军，要不是他的个子长这么高，怕是有些人要通不过。尤其是个子最小的张万广（人称小六子，家里排行老六，象棋下的好，六岁时有幸与当时的省长李范五来嘉荫视察时和他下棋而闻名）、宋长利，宋绍新等不足一米六的一些同学，他们几个也是我们这些人最矮小玲珑的几位，就这样，年龄的审查算是结束了，我们这些人竟然全数通过。
紧接着第二天录用我们的单位是县粮食系统，来了俩人，一男一女。男的叫宿开业，戴着个眼镜，是一个干事，三十岁左右，女的叫孙桂梅，十七八岁（后来与我同一个办公室四、五年，做财务工作的，人很好，再后来与县里一位林业局局长结婚，九十年代见过一面）。孙桂梅负责在县医院检查身体后登记情况，我在医院检查了身体情况，很简单，用仪器的地方是量身高体重血压，量完了血压和心跳，看了看孙桂梅登记的表，我是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四十斤，指标均为录用人员的第一。宿开业则负责我们这些新人的其它一切事宜，如登记，报到等需要人手的地方。我们县仅粮食系统就录用了我们年级的一班和二班的一半，我是一班的，有近五十名。其他人都分布在我们县其它各单位。
回忆六年来在东北度过我的少年过程中，历经了在明德村、稻田村、二所小点的道班及我们县中学的几个阶段，时间虽不长，但也算体验了乡下生活中的种种辛苦和各种乐趣。这位为今后的人生奠下了厚实的基础，也在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开始了不甘寂寞、事事求变的历程，今后，这也是我人生之路的开始吧。但是也想不到，在这短暂的今后生活中，经历了种种曲折的弯路，但这毕竟是一个美好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