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期集就是在授官之前，新登科的进士聚集在一起举行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丰富多彩，包括朝谢、登黄甲叙同年、拜谒先师先圣、赐闻喜宴、编刊同年小录、立题名碑等等。随后是朝廷安排举办的赐绿袍靴笏、导从前引、朝谢皇帝、赐闻喜宴、赐御制诗、编登科录、立题名碑、释褐授官等恩荣。
宋朝贡举期集颇为隆重，其中以朝谢、赐闻喜宴和释褐授官更为突出。
原本唐代科举进士放榜之后，首先需要拜谒宰相，这样很容易造成结党营私、朋党之争，到了宋代明令禁止应举士人向知贡举谢恩。
不过讽刺的是，宋代禁止应举士人向知贡举谢恩，但是党争却是历代之最。
一连串的活动下来，即便是苏允身体之强健，亦是感觉疲倦不堪。
倒不是身体吃不消，关键是他作为三元及第的状元郎，几乎什么活动，他都是其中的中心，每天要应对成百上千人，精神上的确是顶不住。
不过释褐授官之后，活动总算是消停了下来。
宋朝贡举的最大恩荣是释褐授官。
唐代明经、进士及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还不能直接入仕做官。
必须再经过吏部铨选考试，合格后才能授予官职，脱去粗麻布衣，换上官服，即所谓“释褐授官”。
因而，唐代许多士人明经、进士及第多年之后，仍为一介布衣，未能释褐授官，以致有出身二十年而未获禄者。
如一代文豪韩愈，就是这样的倒霉蛋。
贞元八年他进士及第，因为吏部的考试不合格，磋砣三年，尚未入仕。
于是贞元十一年他三次上书宰相而求仕，自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希望能通过当朝宰相的论荐获得一官半职，结果是三次上书均不获垂怜。
他只好离开京城长安，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做幕僚，被辟署为观察推官，才踏上了仕途。
这样的惨痛经历在宋代是不可能发生的。
宋初承袭了五代以来的规则，但自太平兴国二年开始，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可以不经关试皆释褐授官。
按照惯例，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
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
有宋一代，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还是比较讲究实干的，大多数新进士都会被外放做官。
考得比较差的可能会去当知县；
考得比较好的，可以当知州判官。
朝廷按照惯例授官，第二、第三人授大理评事，并为诸州通判；
第四、第五人授秘书省校书郎、签书两使判官厅公事；
第六名以下第一甲授两使职官。第二甲授初等职官。
第三、第四甲授判司簿尉。第五甲守选，待授官。
然而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便是新科状元郎苏允，直接授宣义郎（改制前叫将作监丞）。
看着与众不同，但其实也算是惯例了。
太祖开宝六年，创立殿试制度，进士及第所授官阶有所提高。
既然是有例可循，便不算破格。
不过到了要给苏允具体差遣的时候，却是发生了一些争执。
赵顼不想让苏允去地方上当通判，想把他留在京城，给一个在京城的差遣。
至于原因自然是想要让苏允进资善堂，执教他的儿子。
但这毕竟前面没有惯例，赵顼于是将门下省的主官叫来，暗戳戳的问了一下，没想到直接让人给顶了回来。
人家也是振振有词的：“……状元郎通判诸州乃是惯例不说，这本来便是培养进士们的意思。
让他们先在通判的位置上，可以不必先干实事，但却可以通过监督知州，不断地思考揣摩作为主官的职守，可以获得许多的经验。
等到稍微成熟，再让他们回到朝廷，让他们在朝廷中枢观天下政事，以提高他们的眼界，乃是从微观处至宏观的进步。
等他们在中枢开阔了眼界，再放出去当主官，如此循环往复，宰相之才便培养出来了。
官家您却想将状元郎留在京城，京城能给他一个什么差遣？
什么差遣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成长起来，难道要放进馆阁里面看书修书么？
这个时候正是年轻人们学习政务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地方上看着知州处理一州政务能学得多？
官家您这是要耽误一个三元及第的奇才啊，这是急功近利的乱命，这等乱命，臣是万万不敢从的！”
赵顼被喷了一脸，只能悻悻作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