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福的脸涨得通红。
“不错，夫人，家父是吉伦特党人，”他说，“可是家父并没有投票赞成处决国王，他在恐怖时代像您一样被流放了，他的脑袋几乎和令尊大人的脑袋一样落在同一个断头台上。”
“是啊，”侯爵夫人说，这血腥的回忆丝毫也没让她动容，“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抱着截然相反的信念，证据就是我的家族中每个成员都始终追随着流亡的王室，而您的父亲却迫不及待地投奔了新政府，诺瓦蒂埃公民成为吉伦特党人以后，诺瓦蒂埃伯爵就成了参议员。”
“妈妈，妈妈，”蕾内说，“我们别再谈论这些可怕的事情好吗。”
“夫人，”维尔福说，“我赞同圣梅朗小姐的意见，恳请您忘掉这些往事。这些往事，就连天主的意志也对它们无能为力，我们又何必再议论呢？天主能改变未来，但不能改变过去。我们只是凡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即使不能否定它，至少可以忘掉它。所以，我不仅抛弃了家父的主张，而且抛弃了他的姓氏。家父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波拿巴党人，他叫诺瓦蒂埃；而我，我是保王党人，叫维尔福。在一棵老树的树身上，残留着一点革命的液汁，那就让它慢慢干掉吧，您只要看到，夫人，一株幼芽已经和这棵老树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尽管它不能，或者说恐怕也不想，彻底和它断绝关系。”
“说得好，维尔福，”侯爵说，“说得好，回答得精彩！我也一样，我总是劝侯爵夫人忘记过去，但怎么也劝不动，但愿您会比我走运些。”
“好，”侯爵夫人说，“就让我们忘记过去吧，我也巴不得这样，我们一言为定；可是，维尔福，您对未来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请别忘了，维尔福，我们在陛下面前保举过您；在我们的请求下，陛下才答应忘掉您的过去，就如我答应您忘掉过去一样。”说到这儿，她把手伸给维尔福，“但是，一旦有谋反分子落在您的手里，您就得记着，正因为您来自一个可能与这些谋反分子有牵连的家庭，别人会对您加倍注意。”
“哎，夫人，”维尔福说，“我的职业，尤其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都要求我不能手软。我会这么做的。我已经就几起政治案件进行了起诉，以此表明我的忠心。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一查到底。”
“您这样想吗？”侯爵夫人问。
“我很担心。拿破仑在厄尔巴岛，离法国很近；从那儿几乎看得见我们的海岸，因此他的拥戴者始终怀着希望。马赛城里领半饷的旧军官随处都有，他们成天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保王党人寻衅滋事；上层的人热衷决斗，平民百姓动辄拔刀相见。”
“是啊，”德·萨尔维厄伯爵说，德·圣梅朗先生的这位老朋友，是德·阿尔特瓦伯爵[插图]的侍从官，“是啊，不过您知道，神圣同盟要让他换个地儿呢。”
“没错，我们离开巴黎那会儿就听说了，”德·圣梅朗先生说，“他们要把他送往哪儿去？”
“圣赫勒拿岛。”
“圣赫勒拿岛！这是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离这儿两千里的一个小岛，在赤道那边。”伯爵答道。
“好极了！正如维尔福说的，把这么一个人放在科西嘉和那不勒斯之间真是再蠢不过了，一个是他出生的地方，一个是他妹夫还在执政的地方，岛的对面就是意大利，他一心想给儿子建立王朝的那个意大利。”
“可惜啊，”维尔福说，“我们有一八一四年的协议，要动拿破仑就不能不违反协议。”
“哦，这些协议迟早得违反，”德·萨尔维厄先生说，“他当初下令枪毙不幸的德·昂甘公爵[插图]，他遵守协议了吗？”
“对，”侯爵夫人说，“我们说定了，神圣同盟为欧洲除掉拿破仑，维尔福为马赛除掉他的党羽。国王无论即位不即位，总是国王：如果他即位，他的政府应该是强有力的，他的臣僚应该是绝对忠诚的，这样才能防止出乱子。”
“夫人，遗憾的是，”维尔福微笑着说，“王室的代理检察长总是在出了乱子之后才出现的。”
“那他就该亡羊补牢。”
“我可以对您说，夫人，我们不是在亡羊补牢，而是在以牙还牙。就是这样。”
“哦！德·维尔福先生，”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开口说，她是德·萨尔维厄伯爵的女儿，德·圣梅朗小姐的朋友，“等我们到了马赛，请设法办一次大案吧，我还没见过重罪法庭审案呢。听人说，这可有趣了。”
“的确非常有趣，小姐，”代理检察长说，“因为这不是看一出虚构的悲剧，而是在看一场真正的悲剧；其中的痛苦不是演戏，而是真实的痛苦。我们在被告席上见到的那个人，不是一等落幕就可以回家跟家人共进晚餐，然后安安心心睡上一觉，第二天再去登台演出的演员，他是要被带进监狱，交给刽子手的。您看，对喜欢追求刺激、爱激动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场面比这更值得看的了。放心吧，小姐，一旦有了机会，我会提供给您的。”
“他在吓唬我们……他还在笑呐！”蕾内说，她吓得脸都白了。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场生死决斗……我已经出庭不止五次，要求判处政治犯或其他罪犯死刑了……噢，谁知道有多少人此刻正在暗处磨刀霍霍，并且把刀尖对准了我呢？”
“哦！主啊！”蕾内说，她愈来愈担心了，“请您严肃些好吗，德·维尔福先生？”
“我够严肃的了，小姐，”年轻检察官的嘴角带着微笑说，“小姐想要满足好奇、我想要施展抱负而起诉的这些案子，案情一个比一个重。拿破仑的这些士兵早已养成盲目向敌人冲锋的习惯，您想想，他们在开火或是拼刺刀肉搏时会思考什么呢？他们在杀一个他们视为有私仇的人时会比杀一个从没见过面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是匈牙利人多斟酌一下吗？再说，您瞧，事情也该这样才对；否则，我们要想尽职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呀。这不，每当我看见罪犯眼里闪烁出仇恨的怒火时，我就感到浑身是劲，兴奋地想：这不是一次审讯，而是一次战斗；我向他进攻，他抵抗，我再进攻，而战斗的结果，就跟打仗一样，不是得胜便是失败。这就叫诉讼。危险使人雄辩。假如我辩驳后，被告在向我笑，我就知道我说得不好，我的话一定苍白无力，而且论据不足。您想想吧，当一位检察官看见犯人面对他论据充足的证词，面对他电闪雷鸣般的雄辩，脸色变得苍白，脑袋低垂下来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自豪！这颗垂下的头颅，不久便会落地。”
蕾内轻轻地叫了一声。
“这才叫字字铿锵呐。”一位宾客说。
“这才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人！”另一位说。
“就是，”第三位说，“您最近办的那件案子，办得漂亮极了，亲爱的维尔福。你们知道，那个家伙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毫不夸张地说，没等死在刽子手的刀下，他就死在您的诉状下了。”
“哦！对那些弑杀父母的罪人，”蕾内说，“哦！对那些罪犯怎么惩处都不过分；但是对不幸的政治犯……”
“他们更坏，蕾内，因为国王是一国之父，谁想推翻或谋杀国王，就是想杀死三千二百万人的父亲。”
“哦，不管怎么说，德·维尔福先生，”蕾内说，“请您答应我，对那些我向您求情的人宽容一些，好吗？”
“放心吧，”维尔福笑容可掬地说，“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写公诉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