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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1 / 2)

一片叶,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绿,亦可以在秋季枯黄。

言慧珠(1919—1966),女,蒙族,籍北京,京剧旦角演员。

小时候,父亲(章伯钧)曾对我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

我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我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我稍稍不安。后来,我听了她许许多多的故事,心里真的不安起来。关于她,对我讲得最多的朋友是许思言(许寅,上海记者、剧作者)。20世纪80年代,我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下榻在北京西苑宾馆。他是会议代表,我是大会工作人员。午饭后,是我俩聊天的时间。我总提前到,等上几分钟,他就端着一大杯浓茶来了。

我喜欢言慧珠,他就给我讲,我随着他的讲述大笑,随着他的讲述落泪。现在讲述者也走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重复他的讲述。眼看着往事即将成为众人知之不详的遗事,内心深处当有一种怎样的创痛与苍凉?我不过是在记忆的残骸中拾骨,借了文字悼亡伤逝罢了。

一家人,五个剧种(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19年的深秋季节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小六条的一座四合院里,降生了一个女婴。四合院的男主人原名咸锡,就是后来更名换姓、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言菊朋。他的妻子高逸安为专演老妇人的早期电影明星。这个女婴就是后来比父母还要走红的言二小姐——言慧珠。言家生活不怎么富裕,但清王族之气韵犹存。皮黄、丹青、诗词、音韵,样样拾得起。审美化的人生态度,润泽着这一家老小的心魄。

言菊朋一生得意的日子短,失意的日子长,所以心情舒畅的时候很少。但到了中年时候,他至少还有两点希望,借以安慰和支撑自己。第一,自己辛苦了半辈子,终于自成一家,人称“言派”虽眼前不红,但深信有朝一日会得到社会承认。第二,本人尽管不走运,却有如许儿女,总有一个能够走上他所愿意看到的道路,为言家争气。——这话,算是说准了。进入20世纪中期,言家几个子女分别从事着京剧、昆曲、电影、话剧、评剧。所以,言慧珠在1959年纪念父亲逝世十六周年的时候,说:“莫怪人家要开玩笑,光算我们一家,就有五个剧种,看到百花齐放了。”

而最美丽的花,就是言慧珠本人:身高一米六五,削肩长颈,柳叶眉,高鼻梁,小方口,一双俏目,顾盼神飞。是个谁瞧上一眼,就能记住一辈子的女人。

捧角儿(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幼年,言慧珠读的是书,爱的是戏。刚刚六岁,就学着青衣旦角,哼起戏来。

程砚秋在北京创办的“中华戏曲学校”的学生在吉祥戏院演出,读中学的言慧珠几乎天天都邀三四个同学去看戏。她不光看,还要高声吆喝,起劲鼓掌,居然成了一群“捧角儿”的。一时间,娱乐小报上“言二小姐如痴如狂”、“小姐狂捧男角”等花边新闻,连篇累牍地刊了出来,闹得满世界都知道言菊朋有个二小姐。二八佳人,如花似玉,大胆泼辣,颇有男子气概。人家把这些报导跟她说了,她倒满不在乎,一笑置之。血肉充盈、恣情任性的个性已然显露。

高中没毕业就退了学,她终于着魔般地学戏了。原本坚决不让女儿涉足梨园的言菊朋除了叹息,已毫无办法。

是块戏料(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她学的是梅(兰芳)派。先当了一年多“留学生”即跟着留声机学。但名士风度的父亲始终没向梅老板引见。言慧珠提出:是不是可以向与梅兰芳合作了二十多年的琴师徐兰沅学?言菊朋觉得可行。别看言慧珠小小年纪,却已懂得暗通关节:决定拜师,先从师母开始。主意已定,第二天清早,她买了点东西径直往徐家而去。进门就亲亲热热叫“师娘”再恭恭敬敬上礼品,那模样和声音着实讨人喜欢。

徐师母笑道:“这老头子还睡着,没起来呢!慧珠姑娘,先屋里坐吧。”说罢,便忙着收拾屋子,洗菜做饭。言慧珠立马卷袖子,跟在后头帮着干活。师母不让干,心想:眼前这个女孩儿是言家掌上明珠,从来不上锅台。但看她干得那么欢实、认真,心里自是喜欢。

三五日过去了,徐兰沅一点动静都没有,每天好像不是忙着应酬,就是去电台讲梅兰芳,杂七杂八的事情没完没了,回家总是很晚。第二天,又要睡到中午。接连一个星期,言慧珠无缘与徐兰沅见上一面,可与师娘处得像一对母女。师娘过意不去了,对丈夫说:“你总不能老躲着吧,我看你还是给她说说吧。”

徐兰沅之所以不教,是怕言二小姐吃不了唱戏的苦。他想了想,决定教两句,难难她;难倒了,便也就死了这份儿心。随即对她说:“我今儿教你两句凤还巢里的慢板。你明儿来,要唱给我听,看你行不行。”

就这两句唱,言慧珠学得全神贯注,走路哼,吃饭哼,睡觉也哼。言菊朋纳闷:“这孩子怎么傻了?”

第二天,她唱给师父听。不但字正腔圆,而且神韵不差。徐兰沅拍手叫好:言慧珠学戏有灵气,是块戏料。什么叫戏料?那是一种或天生或训练得极其精致的舞台感知力与审美能力。她学戏的速度惊人,不出一年,就把徐兰沅肚子里的本事全给榨出来了,得到梅兰芳在化装、音乐、台风、扮相方面的真髓。有一天,徐兰沅对她说:“你学得这么好,真要变成小梅兰芳、女梅兰芳啦!”

言慧珠答道:“先生不也是个不上场的梅兰芳吗?”

中国古典戏剧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一个平常剧本能形成一家之“独创”而这个“独”非剧本之“独”乃表演之“独”而表演的全部才情,皆寓于综合性技艺之中。故要当一名戏曲演员,必备唱、念、做、打等综合性技艺。只会唱,是根本不行的,也不会被观众认可。不像如今能有那么多只会清唱不善表演、只唱折戏,不会本戏的“新秀”与“名家”言慧珠经徐兰沅的介绍,从1937到1938年便跟朱桂芳学梅兰芳的舞蹈身段,又跟着“九阵风”(阎岚秋)学武旦和刀马旦。功夫不负有心人,耕耘自有好收成。她就此打下了扎实的功底,甚至超过了科班。

1939年,二十岁的她在上海首次亮相,一炮而红。她高大又苗条,艳丽又纯洁,眉宇间荡漾着一股英气。难怪人家说,她不像南方的闺阁千金或小家碧玉,是个绝代的北国胭脂,燕赵佳人。一旦登台,京津沪那些个捧角儿的,就趋之若骛。尽管是敌伪时期,照样被捧上了三十三层天。

言慧珠的一只脚踏上舞台的同时,另一只脚跨入了银幕。她一直是个出色的戏剧、电影两栖演员。1940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三娘教子影片,是言菊朋、言慧珠、言少朋一家人的合演,后来还拍摄了逃婚、红楼二尤等多部影片。从她的好奇、好动、好强、好胜的个性与灵动飞扬的艺术天分来看,这又是理所当然的。电影明星不像戏曲艺人那么保守,言慧珠从中比别人更早、也更多地接触到西方事物,生活也渐渐浪漫起来。应该说,电影给她的舞台表演带来了光彩,同时也给她的情感生活制造了许多麻烦和不幸。

入梅门(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言慧珠要成为梅兰芳的高足,必得获其悉心真传。她距离这个追求的目标,既近又远。近,是因为梅、言两家本就认识;远,是说要梅收下女弟子,决非易事。言慧珠为入梅门,可谓煞费苦心。第一步是要跨进梅宅。进了门,一旦梅先生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事情就有了六、七分。她先是结识了梅府红人李三爷(释戡)和许二叔(姬传),很快取得他们的好感。再后,她抓住了梅老板的千金(梅)葆玥,哄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成天价围着“言姐姐”转。这一步,已是十分圆满。因为要梅兰芳亲授说戏,如无梅家子女在侧,日子一久,便难免生出闲言碎语。言慧珠对梅氏夫妇执礼谦恭,敬奉周到。但要找学戏的机会,可就难了。因为梅兰芳的职业习惯,每天很晚睡,翌日下午才起来。不一会儿,贵客、好友、弟子便纷至沓来,直至深夜。稍有空闲,梅夫人便会出面挡驾,劝其休息。正觉无计可施,她突然发现葆玥喜欢听故事。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是件轻松的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长又长,像多卷本的天方夜谭。为了听个结局,葆玥请求父母容许留言姐姐歇夜。而过了晚上12点,梅老板就会闲下来,半夜时分跟他聊聊天,说说戏,他是高兴的。这样,无论烈日严冬,言慧珠天天赶到梅府,给葆玥讲故事,跟梅先生学戏。

这当是抗战后期梅兰芳从香港返回上海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梅兰芳复出,登台唱戏。不管演多少场,言慧珠是场场必到,风雨无阻。有时自己刚下场,连卸装都来不及,就赶去看。好在梅兰芳的戏都是大轴,放在最后,一般都不会错过。言慧珠最懂得引人注目的技巧。她看戏总是掐准时候,在大轴将上场之前几分钟才进场。座位差不多是在七、八排中间。她扬着头,迈着轻松的步子,由后而前。高跟鞋响着清脆的韵律,好像告诉所有的看客:“我来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绛红色的呢大衣,脖子上围着两条玄狐,还是整条狐狸做的。那在当时是最最时髦的。在灯光照耀下,加之高挑丰满的身材,闪闪发亮的大眼睛,真是“容光四射,明媚照人”坐下之后,她先不看戏。挺着脖子用眼睛向前后左右扫射一遍,接着抬起手理理鬓角,打开手包,用小镜子照着补妆,扑扑粉、抹抹红。她的这些小动作,也好像在告诉人们“言慧珠在此”直到梅兰芳出场,才收敛一切,专心看戏。她细心地看着梅兰芳的每个动作、身段、台步、水袖,还不时用笔记录。其实,那时的言慧珠已然大红,在艺术上却仍像个求索者,求索不止。哪像我们现在的戏曲名角、名家,一旦自己红了,就再也不进剧场看别人的演出。

言慧珠

言慧珠学梅兰芳极像,扮相几可乱真,唯一的差别是下巴比梅稍短了点儿。论身段,梅兰芳是男性,属中等身材,言慧珠则是修身玉立。扮起来,二人高矮肥瘦就差不多了。言慧珠的化装术非常高明,能够在眉宇之间画出梅兰芳那种神韵。

独具慧眼的梅兰芳对言慧珠是破格栽培,言慧珠亦知冷知热。对恩师、对梅氏一家她都爱之弥深。这里仅举一例,梅兰芳三代世居京城,饮食上习惯于北京风味,尤嗜豆汁。久住上海的他,说起故都小食,真有一付怅然若失的神情。凡离乡背井的人大多有此体会,因为人的乡情往往缠绕在寻常的感官印象之上,而在所有的感官印象里,味觉记忆的残留是最持久、也最是强烈的。言慧珠赴沪,特地用几个四斤容量的大玻璃瓶(可惜那时没有塑料桶)装满老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的上品豆汁。梅兰芳大快朵颐后,亦深感弟子的一片至诚,别说女子,就是男人带着几大玻璃瓶豆汁上飞机,也是辛苦。言慧珠就是用女人的心思、男人的气力去做这样的小事敬奉恩师。

1961年8月,梅兰芳病故。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的那一天,她和丈夫(俞振飞)从青岛搭乘飞机赶来,言慧珠一身疲惫、满脸哀伤地站在剧场门口一个培养她、爱护她、理解她的人永远地离她而去。

记得1984年,文化部举办高规格的纪念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播放了上个世纪60年代言慧珠关于穆桂英挂帅(梅兰芳晚年排演的最后一个出戏)录音讲话。播放完毕,全场沉寂。言慧珠讲话内容之深刻精辟,语言表达之准确流畅,令在场的所有从事戏曲理论研究的人感到羞愧。她不愧为梅门第一高徒!

父女(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民国二十九年(1940)2月,言慧珠和她的父亲在北京吉祥戏院唱戏。压轴(即倒二,倒数第二出戏)是女儿的女起解,大轴(最后一出戏)是父亲的托兆碰碑。那时吉祥戏院的看客,以学生为多。他们都是言慧珠的基本观众。女起解唱完,随着言慧珠下场,学生们也撤了。等言菊朋上得台来一看,观众走了一大半。他这才明白:上座不错来自女儿的号召力,自己则是大势去矣。天哪,几十年的艺术竟不如一个毛丫头叫座了,回家就病了一场。

病愈后,言菊朋又不服气了。不跟女儿合作了,为争口气,不沾女儿的光,自己唱。言慧珠正求之不得呢。从此各处跑码头,红透了。而老子却每况愈下,潦倒以终。

他去世那年,才五十三岁。言慧珠正在哈尔滨演出,无法奔丧,只有一个儿子(言少朋)赶回北平料理了后事。十七年后,步入中年的言慧珠发表了一篇题为“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长文,深切表达了对父亲的理解和怀念。

大形于色(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我们常说,一个人喜怒形于色或不形于色。而言慧珠是大形于色,且一切都大形于色。说话行事,从来不分什么时间、地点、场合及对象,呼啸来去,旁若无人。梅兰芳深知这个弟子习性,所以多次讲:“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当然,话里也包含对她艺术创造精神的赞许和肯定。有关她张扬个性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我这里仅举几个小小例子说明。言慧珠的身材曲线分明,且都来自天然。一次,四个太太在一起打牌。一位太太说:“慧珠高头大马,真像个外国女人。尤其是她的胸部,和中国人简直不同。”

另一位说:“那一定装的假的,中国人不会长成那种样子。”为此,四人争执起来。

说曹操,曹操到。

言慧珠从外面进来,大家哗然。

她问:“你们笑什么?”

其中一人答:“她们说你是假的。”

“什么真的假的?”言慧珠听了莫名其妙。但,她立刻懂了,当着满屋子的人,甩掉短大衣,把套头的毛衣往上一捋,露出雪白的肌肤和米黄的胸罩。昂着头说:“你们来检查,看究竟是真是假!”也不想想,人家的美凭的就是本真、本色和本事,女人身上那么要紧的物件能掺假吗?

1956年春,许思言和几位俞门弟子在俞振飞夫妇家中做客,大家话题自然是昆曲了。正说的起劲,就听得一阵门铃响——

“哎哟,这么多贵客,你们欢不欢迎我呀?”

言慧珠一口清脆的京片子,人随声到。

她一来,气氛立变。客人的话题少了,主人也表现出明显的冷淡。因此,略寒暄几句,她伸出手腕看看表,便起身告辞。送客之后,主妇黄蔓耘才端出点心,客厅气氛又活跃起来。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电话响了。是言慧珠打来的——说自己的一只钻戒丢在洗手间里了。

气得黄蔓耘高声说道:“你什么时候去过洗手间?自己好好想想。我这里可连影子也没有!”说完啪地一声,把听筒挂上。瞧,这就是言慧珠的为人与做派。

又听我的表姐夫黄宗江讲,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天晚上,在火车站月台,妹妹黄宗英给兄长送行。黄宗江身披军大衣,他已是一名部队作家了。那月台上还有许多的军人,只见身穿豹皮大衣,珠光宝气的言慧珠奔月、散花般地朝他们兄妹走来。黄宗英嫌她“扎眼”又“咋呼”偷偷说:“咱们躲着点!”却怎么躲也没躲过。她全身扑向黄宗江,将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拥入怀中。这个举动,把黄宗江吓了一跳,也把旁边的军人吓了一跳,惊呼:“这人怎么啦?”

后来,表姐夫回忆这事,无限感慨地说:“如知日后慧珠的遭遇,我一定还要紧紧拥抱她。”

做一个女人真苦(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男影星白云因与周璇合演唐伯虎点秋香而走红,言慧珠即与之热恋,住在上海的扬子饭店。“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因为戏曲演员每晚有戏,朋友请客一般都设在中午。有车来接言慧珠,她出门前一再叮嘱:“你不要出去噢,我很快回来。”酒席的时间一长,她就很着急。有时拉了女友(顾正秋)悄悄溜出。在电话机旁,言慧珠请女友给白云打电话,说个假名约他到某个地方见面,对方同意了,挂断电话,言慧珠眼圈一红,深深叹口气说:“做一个女人真苦。”

言慧珠喜欢名牌陈年的洋酒,会跳舞,可不轻易下池。她说:“和不喜欢的人搂抱着,没意思!”

换了人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49年5月27日,上海在爆竹声中“解放”了。言慧珠一觉醒来,已然“换了人间”这一天,没搽一点脂粉,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件蓝布大褂穿上,一双辫子扎上一对黑色蝴蝶结。脚上是平跟黑皮鞋,像个女学生。风情绝代的女伶一下子像个女学生。她跑到女友家中。

女友问:“你今儿怎么啦?像个地下党员。”

“先看看风向,观察观察。”言慧珠淡淡一笑。

收入好几万(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上海市长陈毅是关心名演员的,一直鼓励他们登台继续唱戏。言慧珠自己挑大梁,私人组班,参加各种演出。她还参加了上海代表团赴朝演出,慰问志愿军。回国后,她凭着自己的聪颖和才干,把中国梅派京剧和朝鲜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移植了朝鲜古典名剧春香传。公演那天,人民大舞台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春香传言慧珠改编主演”演出后,掌声经久不息,无数人涌向舞台。她的创造力,无人可及。

此后,她集编、导、演于一身,把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搬上了京剧舞台,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效果也好。接着,她组成一个“言剧团”带着春香传、花木兰、梁祝以及其他传统剧目在外面演出。原本打算演个把月,谁承想那么受欢迎。前后两个多月,单她一个人的收入就有好几万。一旦有了钱,便张罗着买房。刚好,华园的主人要出国。房子旧了一点,却只要八千元,太便宜了。她喜得其所,用了一万五去装修。说不上雕梁画栋,在当时也算得上金碧辉煌。她每天早晨起来,要在花园草坪上跑十来个圆场(戏曲演员表演动作程式,演员在舞台上所走的路线呈圆圈形,周而复始,称为圆场),从不间断。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说:“言慧珠的圆场跑得好,都是买房的结果。”

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阶段”戏班陆续实行“公私合营”言慧珠盘算个人组织班社——不行了;想有属于自己的场面(即京剧乐队,由管弦乐器的文场和打击乐器的武场组成)——不行了,连个私人琴师也没有。那时,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后参加了上海京剧院,成为国家干部,每月工资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荣,生活也不错。偏偏她看不上这些,对劝自己加入“国营”的人说:“现在还早,我要再看一看。”

在举国上下掀起的“公私合营”的热潮里,言慧珠是极少数几个对“国营”不感兴趣、并敢于公开表达“不感兴趣”的人。俗话说: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角儿的本事再大,可是在乐队、琴师、配角、龙套一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只能妥协。万般无奈的她,便也提出申请,要求“国营”了。先临时受聘于华东戏曲研究院附属京剧团(即上海京剧院前身),后屈尊过其他剧团。东也唱来,西也唱,却找不到一个地方落脚容身。1954年北京的戏曲剧团搞体制改革,言慧珠闻讯立即北上,争取加入北京京剧团,半年而不果。这才是“恰与东风别,又被秋风误,教他这粉蝶儿无是处。”

其实,作为旦角演员的她内心最向往的剧团是中国京剧院,因为那里有个最好的小生(叶盛兰)。但是,中国京剧院的前身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延安评剧院,名义上的院长是梅兰芳,实际上的负责人是一位无产阶级立场无比坚定的中共干部。想要进入这个剧院,中共干部不点头,谁讲情也不行。后来,言慧珠被北京市文化局分派到北京京剧四团,去了,就受排挤,而排挤者在技艺上也远不如她。到了十冬腊月,上座极好的春香传不知何故被迫停演。为了请求复演,好让剧团暂度年关。言慧珠跑到北京市文化局,请求领导接见,不想,竟让她在风雪里站了两个小时而无任何答复。她委屈过、也窝囊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委屈和窝囊。

3月初的一个深夜,宁可丧命、也不能丢面子的她自觉走投无路而服安眠药自杀,送医院得救。活过来的言慧珠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她神情黯然,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和文化部长通话。”

自杀的消息传出,梅夫人(福芝芳)着急又心疼,索性把她接到梅宅调养,与她当年学戏的情景一般模样,与梅葆玥同住一室,同睡一床。想到言慧珠这几年的起起落落、是是非非,梅夫人语重心长道:“干咱这一行,唱好了是‘戏饭’,唱不好了是‘气饭’。”这话说对了,眼下的她正在吃气饭。不过她受气,并非由于没唱好戏。

偌大一座北京,容不下她,她含泪回到了上海。刚落脚,北京方面带话过来:在北京的所有遭遇不要外传。言慧珠不传,可别人要传。传她在北京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说得还活灵活现。

“本是些风花雪月,都做了笞杖徒流。”

有时被统治者的道德,比统治者道德还要严。言慧珠一生曾多次自杀。影星白云舍她而去的时候,言慧珠曾寻死。她有一腔如火的热情,需要一个完全接纳她的男人也付给她同等分量的情感。减一分、短一寸,她都受不了。

身上都长毛了(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聘请她的单位越来越少,同行“国营”的越来越多。她心灰意冷,把自己行头也卖了,从此不打算唱戏。她是块戏料,除了唱戏,她什么也不会干,也不想干。到了后来,她只好四处活动,几经周折,才参加了上海京剧院。

剧院的一个负责人(陶雄)找她谈话,说:“李玉茹是第一个参加我们剧院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她的工资定为一千三百元,童芷苓是第二个进剧院的,她的工资一千一百元。你现在要求进步了,也就不必计较那么多,咱们零头不算,凑个整数吧,每月一千块吧。怎么样?”

言慧珠立即表态,说:“那两位比我早进步,我晚进步,就照领导的意见办。”

“你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

这样,言慧珠成了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虽然工资数额不等,但在评定文艺级别时,三人均为二级演员。谁说革命不分先后?

如果安分守己,从此也就太平无事,偏偏她不安分。三个旦角,三块头牌,都是人中尖子,花中花,自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个人的演出机会都不会很多,而配角、乐队只有一套人马。首先要满足出国任务和外地演出的需要。一次,李玉茹、童芷苓先后出国访问,还有一些人到外地演出。她只得留守“大本营”恰巧市里有个重要晚会要她演出。一时找不到乐队和配角,临时从戏曲学校借来一个打鼓的、一把弦子,从另一个国营剧团借来打大锣的,从新民京剧团借来两把胡琴,再从京剧院调来几个青年人给她配戏。到了剧场,言慧珠还不知道看戏的观众是谁。晚会是军民联欢,言慧珠认为该唱个热闹喜庆的剧目,可领导让她演宇宙锋。乐队、演员都是临时凑合,到了台上,效果之差是不言而喻的。言慧珠憋着一肚子气,把戏唱完。一下场,就变了脸色。

在党的领导下,个个都老老实实。领导让唱就唱,不让唱就不唱,反正发工资的时候,一分也不会少。她倒是不争钱,可争戏。进剧院不足半年,就怨言乱飞,四处散布:“我进了京剧院,戏都唱不成啦!”这不是牢骚话,是事实。因为从1956年5月1日开始在上海京剧院工作,到1957年5月为止。整整一年时间,她只演了十三场戏。追求上进的人看她不顺眼,但她也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也更是休想。如此处世,结果可想而知:结下一大群冤家对头。

言慧珠到商店买东西。服务员都认识这个漂亮女人,遂问:“您怎么不演出了啊?”

她嘴巴一撇,没好气儿地说:“我在这儿,京剧院,在墙角里,身上都长毛了,我在发霉。”

我要演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7年5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展开了整风运动。上海也北京一样,召集知识界、文艺界、科技界举行各种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连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专搞政治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整风”是个啥含义,那么像言慧珠这样的艺人,更闹不懂了。但“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提出,都被文人、学者、艺术家视为“福音”因为它展示出一个自由空间的前景。言慧珠的生命只存在于感性世界,她是为艺术而生。想想自己这几年的处境,她早有话要说。现在,说话的机会来了,能放过吗?于是,在座谈会上,她把“我要演戏,让我演戏”的心声,大大发泄了一通。1957年5月9日的文汇报全文刊出。她首先检讨自己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说:“解放初期,我的政治认识不够,而我又是京剧界里最活跃的一个。当时各地成立国营剧团,都将我当作争取目标,因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不够,我没有参加。”

发言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演戏。演戏从前是谋生手段,而现在是革命工作了。她说:“我知道自己。有些责任是应该自己负的,我的毛病,脾气,自己都知道改,我要搞好自己的工作。我希望能给我演出机会,给我一些条件帮助我的工作。但这一年多以来,我白白拿国家的许多钱,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当然不知道领导人是不是至今认为——这位大小姐不大好惹,对待不得法,就又要生事故。

“我感到过去和我差不多的人,今天都比我工作得好;我还是愿意说,我自己应负的一些责任我愿意负,愿意改正,通过这些,我来改造自己。我想,要是不帮助我一些,不给我条件,不给我演戏,把我搁起来,那我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我对发生在我周围的任何大事小事都要异常小心地对待,否则便会飞来各式各样的罪名的。我实在感到有时我做的本是好事,也会忽然变成坏事。我对这种种感受甚深。我不敢相信,我这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会变得如此消沉。”

在讲述了剧院临时拼凑演出的情况后,她说:“我的身体本来不好,有点神经衰弱,但真正造成我身体不好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些失败的演出后,夜里回家睡不着,因为实在痛心!这样,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国家。京剧院的领导一年多来,没有一次找我去谈过有关京剧艺术上的问题。我曾将我过去的剧目开过一张单子给领导,希望能够看看,有没有演出基础。结果,无人问津。我在院里什么都不讲,因为一讲,便会认为是吃戏醋,闹小圈子。请问,我们得不到发展,得不到合理使用,难道不要呼吁吗?”

给亲爱的观众一封信(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她宣泄对现状的不满,既是感性的表达,又是以自己为例。正因为富于感性特征和个人色彩,所以发言全文一经刊出,读者的来信、来电即如雪片般飞来。很快,她给这些关心自己的人一个答复。这就是发表在1957年5月28日上海文汇报上的给亲爱的观众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各省各地,工厂、部队、学校。我有那么许多朋友,伸出了热情的手,支持我,鼓励我。这一股暖流,使我浑身都有了力量。我不再消沉,不再寂寞,我站起来了。

“朋友们!原谅我,一支笔怎么来得及回答呢,太迟了又怕你们牵挂,因此借报纸上一点篇幅和亲爱的朋友谈几句,好让你们释念。朋友们!你们是那么关心我的工作,告诉你们:我接到一个庄严又艰巨的任务——到上海戏曲学校去工作。培养第二代是何等神圣的职责,我感到惶恐又兴奋,我爱那些学生”

改京(剧)从昆(曲),是言慧珠信中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当时,很多京剧观众都为此深感遗憾。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她我要演戏的一席发言,把上海京剧院的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当然,只有走人了事。

当我和许思言谈及此事,他却说:“别看慧珠不懂政治,但她会用心思。从京剧改到昆曲,慧珠决非权宜之计。”

“为什么?”

“因为嗓子。”

我说:“她的嗓子多好,又甜又亮。”

“甜是甜,只是不像从前那么亮了。”

言慧珠确有一副好嗓子。但长期过度劳累,声带开始肥大,发肿。为此,她去医院动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术后的嗓子,再不如前。尽管她天天坚持练嗓,但总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声音从响亮变为细嫩。言慧珠是何等的机敏聪颖,从此留意昆曲的演唱和表演。还是在反右以前,浙江省昆剧团团长周传瑛带团到上海光华戏院演出。营业惨淡,一个晚上只卖出几十张戏票。可她识货,天天买票观摩,还请周传瑛夫妇到家中做客,兴致勃勃地学习昆曲。到后来,她还跟周传瑛合作演出昆曲。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还是在1955年,当梅兰芳把俞振飞、黄蔓耘夫妇从香港请回上海的时候,她就特设家宴款待,景仰俞振飞的才学的同时,也是千方百计地跟他学昆曲。有了这样一个基础,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调至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她真诚求教,为尽量向俞振飞靠拢,她也耍了些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小花招。比如,听说俞振飞到江西演出,她急得失魂落魄,还差几分种开车,居然赶到了车站,成了软卧车厢里令人惊诧不已的不速之客。

她与作家徐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文学上获益非浅。她与音乐家郑律成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排演春香传的时候,郑律成在朝鲜音乐与京剧唱腔的融合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使唤丫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7年5月19日到6月中旬,她应中国京剧院邀请在北京舞台上与中国京剧头号小生叶盛兰合作演出得意缘、贩马记、穆柯寨、凤还巢、生死恨、吕布与貂蝉、游园惊梦、玉堂春。这是展示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精粹的华筵,也是当代中国戏曲舞台最佳生、旦演员的绝配,绝演与绝唱。因为自这次演出以后,言慧珠告别了京剧,叶盛兰成了右派(另文讲述)。我每晚都去欣赏,整日价心猿意马,为此恨不得要去逃学。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上学了。”

父亲问:“那你想要去做什么?”

“言慧珠美死了,美的让我想去给她当使唤丫头。”

父亲大笑说:“你给她当使唤丫头,那我还要给你雇一个使唤小丫头。”

三更归梦三更后(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也就在这个6月,中国政治的风向陡转,从“整风”转入“反右”舞台上那么机灵的言慧珠,晕了,也傻了:自己无非是一心只想多演戏的呼吁,怎么会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更要命的是,她平时的人缘就差。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言慧珠身边没“道”了,全都是“墙”原来还算朋友的人,刹那间也都变成了冤家。而冤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言慧珠就该是右派。上海京剧院里批判她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呀,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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