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基本改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框架。我所处的环境不支持剧烈的国家变动，我的能量和人格魅力也担负不起这种改造所带来的剧烈动荡。
所以我打算把那八个字定位最终目标，经过我，岳禄，甚至是再下一代的皇帝的手，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奠基，不过这个基础要夯实，还是需要付出一些努力的。
在此我不得不提一下大殷的人才选拔制度。大殷也是实行科举制的，按照规定，三年一次的考试，叫做常科，为选拔特殊人才而由皇帝下诏特别开展的考试，称制科。
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科考试，彼此没有递进关系。秀才的选拔标准极高，一般选上了的都可以说是人中龙凤了，从品行到学识能力无一不好，绝对的全民偶像。现在的丞相张玉立，当年都没能入选秀才科，可见其难度。
因为这种完美之人万中难得其一，是以秀才科很久都没启用了，基本等同于作废。如今的学子更乐意报考明经和进士而科，前者考察的是学子对经书巨著的掌握，能默能背能解释是最低标准，再按照掌握的多少择优录取。
后者考的更多的是学生的策论，诗赋，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因此，通常考中进士的学子入了官场，升迁都是很快的。所以民间又有进士科优于明经科的说法。但明经科门槛低呀，因此志向不是那么大的读书人对明经科还是趋之若鹜的。
那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呢？如果说前三科比较倾向综合考试，那后三科就是专科考试了，明法科选拔法律人才，明字科选拔文学人才，明算科考的比较杂，但综合起来看，基本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也就是选拔科学人才。
文学、法律、自然科学，名头大吧，看起来很厉害吧！可偏偏，在大殷这属于旁门左道的范畴，从上倒下都不给予重视。所以往往会报考这三科的学子，出身不高，能力有限，根本只是把考试当做改变命运的救生圈，混上了一官半职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一辈子。
其实争气的专科考生不是没有，如今的刑部尚书宋致和，就是二十多年前考中明法科的学子。这个人的奋斗史放到现在也是够让人津津乐道了。
宋致和不是京城人，家中没有丝毫背景，不过是祖父曾是狱卒，因此自幼便对刑狱有好感，长大以后他不跟别的少年一样去学经书学习诗词歌赋，他专门去学了大殷律法。等到十几岁，觉得学有所成了，就坚定的来到京城报考明法科。
结果当然是考上了，排名还挺高，之后就被分配到大理寺做个秉笔小吏。后被当时的大理寺卿赏识，推荐到了刑部，在一群正儿八经的进士里头，凭借极高的业务能力和刚正不阿的作风连连高升，最后直接坐到了尚书的位置上。
这种精彩的逆袭剧情，很能鼓舞人心，因此这位年仅四十的刑部尚书在民间也很有声望，这些年考明法科的学子也比往常多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去年大殷继承法的修改，就是他下的最终定案。
但他这样的典型毕竟少。整个大殷，教育资源最好的地方就是京城，官塾私塾不计其数，但偏远一点的地方，学生能有个像样的启蒙老师都是很好的资源了。
因此，京城两个特办的教学单位，弘文馆和国子监，弘文馆不提，基本是贵族子弟聚集地，倒是国子监每年都会对京畿以外的地方开放招生，只是名额有限。这个名额的竞争之激烈，不亚于一场科举了。
这种资源的极端不平等造成的必然是地区的极端差异。连我的祖国进入现代社会都无法全面解决的教育问题，我也有自知之明，不可能到我这就给解决了，但起码的，我要为大殷带来一些改变不是吗？
我自然是认为，学科没有优劣之分，人才也不该论出身，更是看重自然科学的力量。因此我的改革方向也是显而易见了。我要打破固有的局限，将学科重新分类定界，设立各级学校，甚至单从减少大比之年京畿的流动人口超负荷增张问题，也得把宋朝那套三级考试制度搬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