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童年
自序
它，可以算是作者的自传；也算是那个平淡而又疯狂时代的试图代言。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精神苦难史，轻易地把心灵的疮疤撩起给人展示的，但历史总是在真实中被记忆磨难出一点痕迹来，让人想忘又无法忘记。我但愿这不是小说，因它基本上都是本人的真实事件的琐碎记忆，也许你会感兴趣，也许你也有相似的经历，如果出生在60年代，你大概更会有同感。不论我的文笔有多么拙劣，可真实往往会有感人之处
吃晚饭时，刚满八岁的女儿又打开了她的问号箱“爸爸，为什么咱们的国旗是红色的？”我信口回答：“太阳是红色的。”她对这个答案不甚满意：“太阳没那么红，我们老师说，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不以为然：“我们老师也这么说过。”我以为问题该结束了，但孩子的表情又严肃起来，告诉我真正的提问才开始：“为什么电视上说绿色象征着和平？”我的回答更加不自信了：“烈士用鲜血染红了国旗，然后告诉我们为了绿色的和平不要再流血。”她仍不满意我的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国旗是绿色的？他们没有烈士吗？他们只有和平吗？”阅历极浅的我被卡住了，我也在内心发问：颜色真的象征这些或那些吗？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曾被封为红色的接班人，红色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神圣的颜色呵，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图腾
七十年代初步入小学校园的我，既没有经历过“*”初期的大风大浪，也无力快步赶上“*”结束后的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是微不足道的一代，也无法给自身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起初被定为红色接班人“*”一结束又被定为被挽救的一代。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谁也无遐研究，老三届指责我们：没有参加过武斗，经不起大风大浪；没有上山下乡，没吃过二遍苦受过二茬罪；没受“*”多大影响，什么好事都赶上了。最后，我们只得自嘲地给自己下定义：没有时代阅历，没有知识功底，比上不足比下无余的麻木的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一迈进学校的大门便接受了红色的洗礼，红色就是我们的追求，红色象征着绝对的进步，对红色的简单认识就是我们的全部阅历，我无法回答孩子关于其它颜色的政治含义是因为我不曾接受过多彩的启蒙教育，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红色”中度过的
一、红小兵
七三年暑假前，我终于以两个学期各门功课全部满分征服了全班同学，第二批加入了少先队，并当上了红小兵。记得那天下午，我胸前戴着崭新的红领巾，别着那枚红色的小塑料牌，骑在教室的窗框上不断地擦玻璃，放学已经很久了，我仍不舍得离校，直到拿钥匙的同学准备锁教室门了我才跳下来收拾书包。
学校里静悄悄的，上灶的老师端着饭从我面前走过，大门已经关上了，我央求正在闷头吃饭的传达室赵伯为我开小门，他态度和蔼地说“当上红小兵高兴的连家也不回啦。”告别赵伯，我卸下书包边抡着边往回跑，太阳已快要落下，弄出些余辉重重地涂在西边的天上，夏日的夕阳红得使人眼晕，那时的我不懂得什么叫美，只觉得好看，它象巨大的火炉中的火焰映红了视野，也把我胸前的红领巾映得更红了，它给我增添了一丝从未有过的得意，我甚至怀着一种炫耀心理步入我们那所马蹄型的大院。
我们这个家属院共有十七户人家，东西两排相对，南面一堵砖墙将两端连起，北头是进出的缺口，两排当中是宽敞的大院，只要从东北角的小木门一拐进北口，全院概貌一览无余。夏日的傍晚，家家门前都支出张小木桌，聚家围坐在一起吃饭，邻里间相互交谈着。我跨进院子，经过西排第一家李荷花家门口，李荷花边吃饭边对他父亲说：“看，小顺也当上红小兵了！”她比我大一岁，和我同班，总是莫名地羡慕我并为我鸣不平，而我又莫名地有点讨厌她。她妈是全院的高音喇叭，高呼着：“哟，小顺当上红小兵了！”这一喊，几乎全院人都扭过头看我，使我由得意变为惭愧进而有些恼火，我快步走向西排十二号，那是我家。我们这个院子家家门户都挺相象，区分靠的是每家右门框上的红漆号码，唯独我家最好认，右侧一棵又粗又壮的杨树。
当我走到自家门口时，只听身后东排4号程家的二女儿程雯哼了一声道：“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是第一批呢。”李荷花接了火：“人家要是同意当班长也是第一批！不像有的人拿着批好的煤条子去巴结老师，丢人！”李荷花她妈大喝一声：“荷花，进屋端饭去！”院子里突然静了下来，但不一会儿又热闹起来。程雯比我大一岁半，也和我同班，她家门口也有一棵大树，不过是长在左侧，而且树身也向左斜；这家的几个孩子在院里说话都很气粗，因为她父亲是厂里的革委会主任，虽说大字不识几筐，但凭着在仓库当保管时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一夜之间入了党，老上司一上调他便平步青云做了主任，连他那不识字的童养媳大龄老婆也从现场调到营业室开起票来。夫妇二人倒是沉默寡言，男的总低着头走路，女的走路爱把头高高扬起，院里讲迷信的胡老太总在背地里说：“扬头婆娘低头汉，这家算占全了，连门前的树都是歪的，那屋里的人心能好吗？！”说来也怪，院里的老老少少很少有人接触这家；倒是我们家常常门庭若市，没人忌会我父亲是摘帽右派，大人不说小孩不懂，父亲耿直善言，乐于助人，听别人讲他是被人从“上边”整下来的，马列理论水平相当了得，发言从不拿稿子，破例被安排到政工组当组长，在那个时代，被开除党籍的人搞政工实属少见。
大人之间的事我知道不了多少，只知道自从当上红小兵便没有同学骂我是右派的儿子了，我有了护身符，一方小小的红塑料牌堂堂正正地别在我左胸前，它标明了我的身份：红小兵。
二、改名字
我一出生，父亲便随湖北老家的家谱“顺字辈给我起名顺丰，后来看我长得很瘦便希望我长胖些，丰字改为彪字，很长一段时间我只知道自己叫顺彪，我很不满意这个彪字，到了*摔死在温都尔汗时我便有了借口，对父亲说“*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我才不愿顺他呢，我要改名！”父亲并未反对，说：“那你就还叫顺丰吧”过去，常有人问我：“你那个彪字和林副统帅的彪字一样吧？”语气中分明有讨好的意思，我总是反感地回答：“不知道！”说实在的，我一个小孩懂得什么，私下里我总有点看不惯那个倒八眉、三角眼的小老头，他手持一本红宝书站在*旁边并被印在日历牌上，我觉得不协调，感到画面很拥挤，在我很小的时候总是这样理解这幅画：看，有人要打*，还是拿*语录。上学后才知道*第一他第二，他是*最亲密的战友和好学生，他那是在保护*呢！但是到了夜里，我借着灰暗的灯光看到这幅画仍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他没有*好看，并且他的笑容也不那么真实，还是热爱不起来。白天，我总怕把这种情绪表露出来，或是不注意说出来，那是极为反动的，但回到家里又忍不住那么想，反动就反动，又没人看见，我又不说出去。每当我注意到那幅画时心里总不免胡思乱想，但他是在我家的墙上，何况他手里拿的红宝书我也会背许多篇，我不懂政治也不可能懂，一个七八岁的孩子鹦鹉学舌地背几段语录，装模做样地拿着红宝书照像，我图个什么？又懂个什么？懂个屁！我只图那本书的封皮是红色的。在那个红色笼罩精神的时代，人们的言行竟是那样步调一致，有人在厕所发现“*万岁”的口号，用白色粉笔写的，革委会出面调查，因为把领袖写到厕所本身就是犯罪，况且又用了白色书写，简直反动透顶！最后，查出是个刚上学的小学生“干”的，饱打一顿后被他父亲带回去写认罪书了，那是我父亲厂里一个不识字的老工人的独生子，晚来得子竟得了个小**，这孩子也是他家里第一个会写字的人；审查到最后，革委会把父子二人交到政工组，我父亲没有再审下去，立刻作出判决：把这个老工人从一线搬运组调到机关澡堂劳动改造。私下里又托人把那个小**转到我们学校上学，并且和我同班。他转来不久，*被宣布为坏人，我改了名，班主任在课堂上针对我的改名发表了演说：“为了表示对篡党夺权的阴谋家*的愤恨，盛顺彪同学已改名为盛顺丰，他把和大坏蛋名字相同的字改了，这说明他的政治觉悟很高，请大家为他鼓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的“新”名字被老师写在黑板上。从那天起，我作业本上陆续被老师打了个小红x，后面添上个丰字，再后来，这个彪字彻底消失了，再没人叫我小彪了。那天，我回到家挖空了日历牌上的那张令我讨厌的脸，第二年终于换了新日历牌，上边印的是京剧红灯记的剧照。
三、家里买了收音机
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处于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象我父亲这种月收入79元的算高工资了，加上母亲的49元，已令院里人羡慕的不得了，可五个孩子的吃喝穿戴以及学费，使这一百多元的收入显得苍白无力，加之郊区乡下父亲的几个哥哥月月轮番进城办事，看病，小住，使得父亲不得不常年借债。乡下的亲戚是万不能怠慢的，因为奶奶住在他们那里，得罪了他们也就惹恼了奶奶，父亲是个孝子，这种事是不会做的；因此，应筹各种亲戚成了父亲的又一项主要“工作”那时的乡下人可不象现在这么财大气粗，城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的理想，有个象父亲这样的有“官儿”帽的亲戚，简直就是“万事通”来办事的，我们家是免费旅店吃住全包；来看病的，我们家是住院部，白天治疗晚上回来，非住医院不可的，父亲或姐姐早晚得送饭，交药费时，陪同病人的亲属会直接找到我父亲单位父亲从不说是借钱，而是说：等一会儿。那时父亲简直就是办事主管、主治大夫、财务部长，没人相信他会去向人借钱，一百多元的收入在那些人眼里是天文数字，是永远也花不完的，留着有什么用呢？后来，奶奶去逝了，这种情形便渐渐消失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没人再进城来看我们了，父亲也极少再到乡下，父亲携全家开始了漫长的还债旅途，直到八十年代中叶我们姊妹全都工作了，家里才抖净了一身债务。如今的乡下亲戚再也不会羡慕那几个工资，相继都富了起来，偶尔有人进城办事路过我家，也是饭不吃水不喝，提的礼让我们乍舌，看到我们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不免流露出一丝嘲笑，父亲仍是那么热情，但愈热情人家就愈急着走，似乎后悔不该来。*的政策是五十年一百年不变，而父亲对乡下人的态度也是一辈子不变，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乡下的亲戚富裕了也是他的愿望实现了，不管人家怎么想，他是绝不向那些他曾帮助过的亲戚开口要什么的，别人的终归是别人的。
想想那些年，生活不富裕，生活内容也单调乏味，美好的理想如画饼充饥，能吃到半个看着一个就足矣，尚或有一点点新生事物出现，就觉得充实极了，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家里买了“台”半导体，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普通人家里的奢侈品，虽说它长不过20厘米、宽不过10厘米，厚不足4厘米，但摆在家里的半截柜上显得十分耀眼，简直就是“大件”记得那天下午放学，我一进门就发现了桌上摆着一只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敢确定那是真的、借的还是自家的，父亲高兴地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在商店里我在它面前常常不忍离去，对它的奢望、猜想太多太多了，我激动地问父亲：“咱家的？”父亲笑着点点头，我立刻冲过去拿起它，又怕丢到地上摔坏，便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说明书找开关，终于它被我弄响了，调出少儿节目，播放的是一首儿童歌曲：
小蜜蜂，嗡嗡叫嗡嗡叫，
红小兵学农到近郊
时间太久了，我只记得这几句歌词。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便早晚围着它转，爬墙上树少了，也没空儿和别的男孩打架了，最迷我的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我从不错过收听时间，早上没听上等中午回来听，中午没听全晚上补听，什么矿山风云、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海岛女民兵、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等，从少儿作品到**作品，从中国小说到世界名著，半导体伴随我渐渐长大。在七十年代，有几部小说给我印象极深，从新来的小石柱中，我知道了“锦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体育事业就是要大家集体都能完成1080转体，绝不能象陈超那样标新立异搞个人动做，要提防阶级敌人借赠苍鹰图腐蚀我们；从向阳院的故事中我懂得了爱劳动就是放了学去工地上帮工人扒沙浆，绝不能用自刻的小石猴去卖钱搞资本主义；从艳阳天中我认识了劳动人民高大全的形象，秋后分红就是资本主义抬头，那时候我脑子里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由于警惕性过高，我和几个爱听小说的同学把学校门前小卖部里的独腿老头当阶级敌人监视了起来，我们怀疑他与海岛女民兵中的台湾特务刘阿泰有关，尤其是那条假腿，我们怀疑里面也装了发报机，有个同学尾随他进了厕所，看见他解下假腿，便认为是要发报硬要检查，结果被老头儿骂了出来：“滚*蛋！老子这是抗美援朝炸掉的。”但是，我们仍不放松警惕性，经常把发现的“敌情”报告老师或家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亲近那部半导体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各家相继买了黑白电视，有声有像的小屏幕替代了它，至少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部半导体只有父亲常摆弄它，再后来它摔了几次，最后终于坏了，陈积厚土无人问津，我上高中的时候收破烂的把它收走了。
四、红色向阳院
当那只半导体还“年轻”的时候，一部向阳院的故事几乎吸引了所有小学生甚至中学生乃至家长们，从临近暑假一直播到放暑假后不久，刚刚放假的孩子们象脱缰的野马到处乱窜，而有一部分孩子便受了故事的影响四处寻找工地扒沙浆，结果上门告状的工人满脸怒气，因为施工用的水泥中被掺进了粗粒砂子；不久，同名电影向阳院的故事上映了，找砂浆的孩子有增无减，工地的人便告到了街道办，为了使孩子们不再盲目地模仿故事，街道办便决定成立向阳院，新生事物产生了，街道办为百十多个大院统一编了号，一个个向阳院便诞生了。孩子们的热情有了归处，不再去找那从未见过的沙浆，而是比赛看谁起得早来打扫大院的卫生，孩子们大清早五点多就拿了笤帚抢着扫院子，一时间尘土飞扬笑声震天，那段时间里，我爱睡懒觉的毛病被纠正过来。向阳院的成立的确给大人们帮了不少忙，孩子们变勤快了，听话了，也团结了，不再往外跑，到处可见向阳院精神，只要有人去院外的垃圾台倒垃圾，便会有红小兵过来帮忙，渐渐地向*神升华为雷锋精神。
程家也委派二女儿程雯出面参加向阳院活动，她的手里总拿着把笤帚，喊声也比别人大的多，大孩子不听她的指挥，她便组织一帮比她小的孩子扫地，最后总是把一点点垃圾集中在她家门前并揽进她家的垃圾筐，然后再由她指挥着几个孩子轮换着抬上往垃圾台走去。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孩子们照例打扫大院，程雯又召集了那些小孩子在她家门前，就见她妈出出进进好几趟往筐里倒东西，地还没扫完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该倒垃圾了，小孩子们一哄而散，程雯手拿笤帚喊着：“还没倒呢！”孩子们说：“太重了，我们抬不动”程雯望着垃圾筐发呆了；从那以后，小孩子们加入了大队人马，没人再听她使唤。
暑假快结束了，也入秋了，一连下了两天雨，雨后的院子光光的不用扫，又过了几天，开学了，孩子们没有精力再顾向阳院的事，渐渐的冬天到了，向阳院的事已被人们淡忘了，下了一场大雪，院子里各家只扫门前雪。
五、被迫停课
我上小学时的第一班主任，是一位从农村考进师专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的，接任我们班时她已入而立之年，并且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不知她从哪里得知，我是家中最小并且是唯一的男孩，她经常在别的老师面前突然抓住疯跑的我对人家说：“看，家里四个姐就这一个宝贝*”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次数多了我便颇为反感，我从她的口气中感觉到了羡慕的意味，又从她的表情里读到了一丝仇视，于是每当下课时，我一看见她和哪个女老师在闲聊，便总是有意避开，以免她再重复那句话。因此，我好几次拒绝当班长，因为当了班长就得经常到校办公室，几十个教师都集中在那个大房子里改作业，难保她不会挨个儿给人家宣布我在家的“地位”为此我也许深深地得罪了她。
一天下午，三年级临时通知不上课，但我因为是校文艺队的要排节目仍然到校，由于到的太早，便在操场边的沙坑处玩起来，我学着体育班的同学的样子练跳远，口袋里用来做毽子的几枚“麻钱”掉了出来，正要捡起来，班主任四岁的大儿子李季跑过来喊到：“那是我的，给我！”我早就听同学说他这个儿子爱抢班里同学的东西，要是不给他就会跑到他妈那儿大哭大闹，可我天生犟得出奇，装起麻钱往排节目的会议室走，他便一**坐在地下，面对着沙坑北面二十米处他家的住处大喊：“妈，他不给我！”我没理他，径直走了。
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那孩子那时如果好好向我索要，我也许会把所有麻钱都给他，可他那种蛮横的态度是我无法接受的；但如果他妈第二天上午放学也象留别人那样叫住我，然后对我说：“把你的麻钱给我们小季几个吧，你是哥哥嘛！”我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可我绝对不会主动送给他，正如我从不在学雷锋日举手同意到班主任家发扬雷锋精神，什么买煤呀、买粮呀、刷房呀等等，而举手的大都是考试不爱及格的。现在想来这是我做人的缺陷，也许我会帮一个拉着满车重物的老人推车上坡，但绝不会临过年跑到领导家帮忙刷房子。人与人相处，本应是相互帮助的，但那种看人行事的帮法未免让人贱看；比如单位开大会，我看见小刘满头大汗地抱着一尺多高的文件袋掉下来，那位女领导竟擦肩而去不理会，帮小刘的是同样也抱着文件的小张，一位是空手而过不予理会，一位是放下手里的帮别人，于是我从后面急赶过去帮这二位，我更加坚信官帮官，民帮民是条真理。
麻钱的事我一夜间早忘光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它暗藏着祸事。第二天一上早自习，我就被班主任叫走了，我随她来到她家，这实际上是学校的宿舍，屋子很小，一张办公桌紧挨着窗下挤着，一张木板双人床紧靠墙拐角，空地上仅够两个人站着，那张床上坐着个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我的班主任表情极为严肃地给我介绍：“这是小季他爸，兴庆小学的体育老师。”我很有礼貌地问候了他，他没有理我，而是把头扭向身后问：“小季，肚子还疼吗？”我这才发现昏暗的屋里还有一个人，她的大儿子小季坐在被窝里，小季把目光递向他妈答到：“疼。”班主任便开始了正式审问：“昨天下午到校了？”我回答：“到了，文艺队排节目。”她又问：“你见我们小季没有？”我回答：“见了，在沙坑那儿，他还抢我的麻钱呢！”她的口气变得很硬：“你是不是踢了他几脚才走的？”我楞住了：“我连碰都没碰他一下。”她突然狂叫到：“踢了还不承认！我们小季昨晚肚子疼了一夜。”我被这突如奇来的诬陷激怒了：“我从不和小小孩玩，也从不欺负小孩！”她丈夫口气倒是稍软：“小孩子是不会撤谎的。”我争辩着：“我也是小孩，我也从不撤谎！”班主任仍很激动：“踢了就踢了，别不敢承认！”我反驳：“你让我承认我没做的事才是撤谎呢！”她气得直发抖：“你小小年纪就这么凶？！”我正颜厉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她有点不知所措：“这是你爸教你的吧？”我仍不改颜色：“反正不是你教的，我爸从不教我撤谎！”她有点失去理智，一小撮头发垂到唇角被嘴角的白沫粘住，她气急败坏地说：“你别嘴硬，我有人证！”她掀开帘子叫回他的小儿子：“你说，是谁踢你哥了？”那连路也走不稳的小男孩胆怯地望着我发愣，他*问着：“是不是他？”她用手指着我，那孩子却看着他妈吞吞吐吐地答道：“是。”我顿觉天昏地暗，简直不敢相信她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是把我迎进学校的启蒙老师我突然清醒过来，问那个小男孩：“你啥时候回来的？”他回答：“今天早上我爸带我回来的。”班主任见我问出了破绽，忙狡辩：“他爸昨晚带他走的，今早又回来了！”我立刻道：“那咱找传达室赵伯作证！”她有点糊涂：“赵伯作什么证？”我提醒她：“你爱人这几天回来没有赵伯肯定知道，他得开小铁门。”她泄气了，语气变得那么勉强：“反正我们小季肚子疼是事实。”我毫不势弱：“疼不疼他自己清楚，反正我没踢他！”她的口气不再那么强硬：“你承认了就去上课。”我说：“我不承认也要上课！”她看我这么硬气，便威协我：“你不承认就别想上课！”我的态度仍不改：“我宁肯不上课也不会承认！”我毫不犹豫的掀开帘子走出去，脸上挂满了委屈的泪水，但还是径直往教室走，我要是主动停课就等于承认了她的谎言，第一节是美术课，预备铃刚打过，我刚坐下，她跟了进来，对我喝道：“你出去！”美术老师也是个女的，姓徐，徐老师一向认为我是个好学生，并且我是班里的美术课代表，她扶了一下高度近视镜对班主任说：“惠贤，有啥事下了课再说，让娃先上课吧？”班主任仍不改态度：“不行！让他出去！”我鼓足了勇气站起来高喊：“我没踢你儿子就是没踢！到死也不会承认！”说完便收拾起书包，走出了教室。我来到空旷的操场上，在足球场边的一棵大槐树下坐下来，书包扔在一边，这一坐就是一节课。下课铃响了，我捡起书包躲到了体育室后面，第二节课的铃声又响了，我想回班里上课，可看见她把在教室门口，分明是在堵我，我又回到了操场。剩下两节课全是她的，我便拎着书包满校园乱转，直转到放学跟着别的班走出校门；下午，她照旧在上课前把在教室门口，于是，我彻底死了再进课堂的心，从此，我远离教室，独自在操场一角“自学”起来，为的是回家后不被父母察觉，尤其是数学和语文这两门主课，一天自学一课一章，回家后自己布置作业即课后练习，我就这样在学校的操场上度过了近两个星期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李主任（校长）撞上了我，他态度和蔼地走近我：“小同学，你怎么不上课？”我手里捧着书头也不抬地答：“我们老师病了，不上课。”他接着问：“你是哪一班的。”我抬头发现是校长，便站起来回答：“三年级五班的。”他非常肯定地说：“刚才我还看见她在课堂上，你怎么说她病了？”我知道瞒不住了，眼泪流了出来，委屈地说：“她不许我上课。”李校长问：“为什么？”我简单地回答：“她诬陷我，非说我踢了她儿子。”他略带沉思：“噢，那你到底踢没踢？”我坚定地回答：“没踢！她停我一辈子课我也不承认！”校长轻轻点点头说：“你先去上课吧，回头我找你老师。”我说：“她把着教室门，每节课都不让我进。”校长的脸色突然变得有点可怕，严肃地对我说：“你跟上我，我送你回教室。”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正在讲语文课，她看我跟在校长身后，似乎明白什么，用书挡住脸，继续讲，校长也没有说话，看到我回到座位便走开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赶过我，快要期中考试了，我的心里一点也不慌，因为我在操场“自学”的进度已远远超过了班里的进度，为此我暗自得意，甚至有点感谢停课，从而也尝到了自学的甜头。
我刚刚恢复上课不久，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上，本该是班主任的课，出现在讲台上的却是临班的秦老师，她告诉我们：“你们老师住院了，病的很重，是偏瘫，可能这学期都上不了课了。”于是，班里象炸了窝似的乱作一团，秦老师收拾不住局面便走了，班干部们聚到一起研究该怎么办，首先由那个考试从来都不及格的班长提出次日集体去医院看老师，这是他的特殊“嗜好”这是个身材矮小瘦弱的农民子弟，突出特点是头小、口齿不清，因家里常派他给班主任送些鸡蛋、蔬菜等农副产品，不久他便当了班长。我们这所学校就建在他们村里，这里是城乡交界处，学校里的学生多半是农村娃，附近的居民为了图近便把孩子送到这所小学读书，在这所学校里，农村孩子是颇受优待的。小头班长一号召，首先响应的是农村娃，于是班里出现了半停课状态，到校上课的不到一半人，那时正闹黄帅和张铁生“运动”出现那种情况不足为奇。
后来，听说班主任出院了，住在她丈夫那儿，去看望的人有增无减，因为那儿离兴庆公园特别近，许多同学的真正目的是到兴庆公园划船。一天晚上，父亲问我：“你不去看你老师吗？”我说：“还要上课呢。”父亲语气温和地说：“你还记仇吗？”我佯装无事：“有什么仇可记的？！”父亲说：“你丽霞姐都告诉我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丽霞表姐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她最近才从外地学习回来，想必是李校长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事，而她又告诉了父亲。从父亲的口气和表情里，我断定他是完全信任我的，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我终于同意了父亲的建议：“我没那么小气，明天就去看她。”父亲赞许地点点头：“给，这是伍块钱，你找个同学一起去，路上买点东西”
第二天，我约了张叔安同往，路上买了一斤蛋糕和两袋桔子粉，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兴庆小学，当我出现在班主任面前时，她望着我愣了半天，几乎不敢相信，突然她拖着半瘫的身子从床上挣扎着下了地，眼睛潮湿地对我说：“这么远的，叫你们都别来了，快进来，坐几路车？怎么找到的？”我把东西放在桌上说：“边走边玩边问就找到了。”她激动地拉住我的手，眼泪终于夺眶而出，看情况不象有的同学说的那么严重，气色也不错。坐了一会儿，我们提出要走，她不同意，一边擦着小案板一边挽留我们：“你们第一次来，别急着走，先去参观一下人家的校园，待会儿我给你们做饭。”我仍坚持要走：“下午还要上课呢。”她非常亲昵地笑着责备我：“看你这记性，今天是周三，下午学校政治学习，去玩吧，史小泉和蒋建梅也来了，他们在操场上，今天‘兴小’在外校开运动会，你们随便转吧。”史小泉，便是那位小头班长，这个发育不良的农村孩子平常总不愿接近我，他对我并无敌意，而是从他的眼神里我感觉到一种自卑的神情。在操场找到他们，我主动打了招乎，他显得较激动，脸上增添了几分得意。显然，他对这里的环境颇熟悉，好些天不见他去上课，想必都是到这儿来了。小头班长领着我们上了教学楼，到了三层时，我们腹视着看到了对面平房里正在做饭的班主任，我高呼着：“王老师，我看到你了！”她从窗口伸出手向我挥了挥，突然间，我的喉咙哽住了，不知为什么眼泪涌出来，看着她拖着病体在给我们做饭，而伸出头看我时那种饱含温情但又苍白无力的笑容，我完全忘记（至少暂时）了和她对质的那一幕，自从那件事之后，我这是第一次又叫她老师。
在班主任家吃饭已是下午两点多，临走时她坚持要送我们出校门，并建议我们去公园玩一会儿：“公园里新添了电动马，比革命公园的多，还会前后摇。”说着掏出伍元钱塞到我手里：“你领大家去，剩下的坐车。”我推辞了好久，终于还是收下了。她目送我们走出好远，回过头，她仍站在那儿，转弯了，我仍觉得她在那儿望着我们，至少是望着我。
那学期直到结束，都没见班主任的身影，直到新学期开学，班里有了新的班主任，也是女的，她告诉我们班主任病愈加重了，需要长期休养，直到我小学临毕业前夕，我才偶尔在学校见到王老师，她身子向右边斜着，横跨着一步一步吃力地上台阶。腋下夹着教案薄，右手倦在胸前，原班的同学看见了总要跑过去搀扶她到办公室。有一回，她被几个女同学搀着和我打了个照面，我寒喧问候，她笑着问：“快毕业了？”我点点头，我发现她的头发中添了几缕银丝，苍老了许多，笑容更加无力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了我近三年的班主任，在她教我期间，我从未考过99分，通知书上总是“满篇”满分，即使我被停课那学期，仍是那样。
三十年多过去了，我脑海里锁得最牢的仍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无论她曾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过什么样的创伤，我都无法使自己以恨的感情提起她。难忘，是因为停课一事，而想起她，又是纷繁复杂的情感所趋动。如今，已入不惑之年的我似乎渐渐懂得抚养子女的艰辛，懂得了什么叫生活所迫，为此，我多么想再见她一面呵！对她吐述我当时的实际家境，我想告诉她当时我若违心地承认了，我的父母就得去四处借钱给她儿子看病。诚然，她在那种艰辛中抚育两个孩子也确实不易，一对只有30多元收入的教师夫妇，碰上那么个先天不足的孩子简直就是坠入了灾难的深渊！到现在，我谅解了他们的错举，可我的启蒙老师她如今又在哪呢？
往事会成为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可对于我那段无足轻重的历史，我却想说：忘却不幸便是一种幸运
六、那年冬天
的确，忘却历史就是背叛。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冬天，那是给我幼小心灵造成无法医治的创伤的刻骨铭心的一幕，也正是由于那件事的发生，我身上潜在的叛逆性格才逐渐的显现出来。
那是个干冷的冬季，学校放寒假，我的所有作业早已写完，就盼着过年了，我和院子几个顽皮男孩整天在院里院外疯玩。那天，一整日天上都布满厚厚的阴云，仿佛就要下雪了，快到天黑时，来了两位妈妈单位的阿姨，她们让我把妈妈的被褥收拾好，然后用自行车带走了，临走告诉我：“你妈妈进学习班了，晚上到核算店给你妈送饭来！”我立刻警觉起来，因为爸爸不在家，到干校学习去了，只要爸爸去干校，家里准要出点事，可我又拿不准是什么事，我到对门的薛姨家问个究竟，她和妈妈是一个单位的，薛姨悄悄告诉我：“有人告你妈贪污！”我象雷辟了似的回到家里，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妈妈平时对我们姊妹的教育一幕幕很快地闪现在我眼前，给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妈妈让正在跳皮筋的四姐去打酱油，当四姐拿回酱油时，手里却还纂着妈妈给的那一角钱，妈妈问她缘故，四姐说忘了给钱，我知道，四姐是急着回来玩才匆忙间弄差了，不然也不会把钱还纂在手上，妈妈立刻起身，领着四姐去了小卖部，我也随后跟着，妈妈让四姐把钱给了售货员，并给人家解释着，售货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笑着对妈妈说：“这不怪孩子，是刚才买东西的人太多，我疏忽了，有你这样的妈妈，这孩子是不会学坏的，你的脾气可真好，我得好好学学你！”事后，那位售货员见到我们姊妹来买东西，总会对别人说：“他妈妈可会教育孩子了，不打也不骂，错了及时改，真有耐心！”我们总以此为豪，可现在竟然有人说妈妈贪污，我绝不相信！一定是诬陷。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开灯，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坐着想着此事，隔壁李妈家的大儿子来了，他长我十多岁，他进屋拉开灯，把一碗白面和高粱面两搅做的饺子放在桌上说：“先吃饭，吃完再去给你妈送点。”我只是茫然地摇着头，我们家姊妹有个习惯，不论是谁送来的东西，大人不发话，谁也不能动，我呆呆地望着冒着热气的饺子发愣，大哥见我不肯吃，便回去了，不久，李妈来了，她阴着脸对我说：“儿子，别信他们的，你妈是啥人李妈知道，听妈的话，先吃，吃完去给你妈送饭。”三姐从剧团回来了，我这才想起是周末，我把事情经过简单地告诉了三姐，三姐气愤地说：“咱妈才不会呢！他们又趁爸不在欺负咱家。”李妈点着头说：“娃呀，算你妈没白疼你，快跟弟弟吃饭，吃完给你妈送饭去。”说完便急匆匆地又回去了，我看着三姐：“妈不在，咱能吃吗？”三姐果断地说：“不要紧，李妈家送的，可以吃！”这时，只听见李妈的声音：“娃呀，这就对了！”只见她又端了一碗过来，我和三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哥又来了，拿着一个旧的手提饭盒说：“再加件衣服，外面的雪越下越大了，送去就回来，问啥都别说。”我们点着头，胡乱加了件衣服，便出门迈入风雪中。
我带着三姐冒着鹅毛大雪来到了核算店，门口有两个穿着兰色棉大衣的男青年，看见他们背着枪三摇四晃的样子，我知道是从街道办借调的民兵，他们见是两个小孩来给妈妈送饭，便不断地盘问着，见问不到什么，其中一个老鼠眼的瘦子淫邪地看着三姐问：“你是彭素兰那个学唱戏的三女儿？”我冲到了三姐的前面：“你管呢！”他的眼睛仍不离三姐，流里流气地说：“要见你妈可以，得搜身！”三姐立刻哭了，拉着我就往回走，只听后面飘来老鼠眼的话：“确实漂亮！真是绝色！”我们又顶着风雪回到了家里，三姐一路一直哭着，回到家里，李妈和大哥已经在门前等了好久，见三姐哭了，便问了原因，听完立刻怒气冲天：“狗日的，不想活了！”李妈也气愤到了极点：“这还有没有王法？！老大，你陪娃去，他要敢再搔情就美美地收拾他，妈现在就去派出所找黑黑，别怕！只是别用功夫伤人。”说完气哼哼地消失在风雪交加的夜幕中。
我们被大哥领着又一次来到核算店门前，还是那俩看门，老鼠眼一看有大人带着来，起初还不服：“哟，领人了，咋，想打架？”大哥怒目圆睁：“放规矩点！”说着抓起门前靠的一把锨，平放在腿上两手一用力，嘎巴一声粗壮的木把被折成两节，他俩吓傻了，连我都看呆了，我只知道大哥会功夫，没想到这么出奇，我立刻指着老鼠眼说：“就是他要搜身的！”他早就被大哥的举动吓的不知所措：“闹着玩玩。”大哥骂到：“回去和你妹子玩去！”拉着我们直闯进去，走进核算店大院，借着拐角办公室射出的微弱灯光和屋顶薄薄的积雪的反光，我看见了妈妈那弱小的身影，她那因操劳过度而过早浸白的头发与雪光相映着，她低着头，嘴里喃喃地念叨着什么，我们三人走到妈妈面前，我问：“妈，你干啥呢？”妈妈认真地低着头小声地说：“背*语录，要三千遍。”大哥问：“姨，他们打你没有？”妈妈仍不看我们，摇摇头，接着背。大哥走进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不久，那个我非常反感的秃子主任气哼哼地到门口去了，几分钟后换了付嘴脸回来了，对我和三姐说：“先让你妈吃饭，今天的学习结束了。”大哥出来了，秃子拍拍大哥的肩膀：“小伙子，你放心，我们这是办学习班，你姨过两天就回去。”大哥也稍微改变了态度：“有你们这样学习的吗，这是体罚，恐怕不符合党的政策吧？”秃子连忙点头到：“是工作人员不懂，方法不对，不会再发生了。”大哥带着威胁的语气说：“我姨的一日三餐我们自己做，我一天来三趟，你看着办？！”秃子的腰弯的更厉害了：“放心，放心。”我们看着妈妈把饺子吃完，把带去的衣服给妈妈加上，然后跟着大哥回到了家，李妈在门前不知站了多久，见我们回来，先问大哥：“你姨吃了没有？”大哥点点头，李妈和大哥陪我们二人回到屋里，炉子已经烘了好久，屋里暖暖的，李妈家的姊妹五个都过来了，二芹姐气愤地对李妈说：“刚才我在厕所听见程家的老二跟人说我姨是贪污犯。”李妈满脸怒气地说：“你咋不吐到她脸上？！娃们呀，你们听妈说，是人是鬼你们可一定要分清啊，你姨要是会贪污，六个娃也不会经常挨饿满身补丁，这是人家欺负咱！”然后有指着她的五个孩子：“你们几个听着，我再听见你们谁胡说八道，当心撕烂你们的嘴！”大家都认真地点着头，然后命令着她的孩子们：“大芹，你陪女子睡里屋；小成，你跟小的睡外屋，有啥风吹草动立刻叫你大哥和我，你叔不回来这个家就由我做主。”那一夜，我们几个都没睡好，先是说妈妈的事，彼此商量着怎样轮流去给妈妈送饭，我和小成猜测着妈妈会怎样，小成安慰我：“别怕，有大哥在，他们就不敢咋地。”
事隔三十多年，妈妈那夜在风雪中背诵“毛选”象一幅黑白木刻般经常在我脑海闪现，虽然妈妈很快就得到了平反，但它给我幼小的心灵那巨大的撞击造成了难以痊愈的创伤，我一想起那一幕，心里就流血，妈妈啊，你那般柔弱娇小，怎能敌得住时代巨浪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让你在父亲含冤的二十多个春秋里对父亲仍那般执著？你以沉默战胜了多少对父亲的迫害，你为父亲又遭受了多少牵连，但你的坚强从始而终，你如桃花般美丽，灿然一现，便匆匆掩埋了自己的青春；你又如小草一般，不管风吹雨打，始终都依偎在父亲这棵大树下，和父亲一起护卫着儿女们。妈妈啊，如果说父亲是我们爱的河床，你便是我们爱的源泉，爱的源泉若干涸了，爱就不存在了，没有了妈妈，就不会再有家。那年冬天，是我真正成长的开始。
七、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我小学快毕业时“*”已接近尾声，我们这一代人虽未自始至终地经历*，但思想中注入的*的红色血液却误导着我们整个童年时期的行为。每年纪念*“胜利”前夕，各个学校都要赶排节目，我是校文艺队成员，每到那个时候几乎天天不上课，整天泡在学校的大会议室，练舞蹈、练合唱，内容很革命，演出道具总离不了红色，而合唱总有一首必唱歌曲无产阶级*就是好，歌词已记不全了，只记得其中反复出现着：就是好呀就是好，嘿！就是好究竟有多少个“就是好”已记不清，到底好在哪里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也许是好在黄帅的反师道尊严，上课学生可以随便站起来和老师进行政治辩论；也许是好在张铁生带头交白卷，从而给学生们树立了学不学照样革命的榜样。老师教不教，学生学不学都不重要，关键是大家都要有政治觉悟和革命性，学校的那排平房的墙上用红漆写着巨大的一排字：政治思想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并不懂得这些字的含义，只知道那就是路线、方针，是革命的指南。我们刚入学时背诵“老三篇”后来又拼命地背论十大关系，而到了现在一篇也背不出，一条也想不起。一九七五年，我们的政治课堂上，老师讲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老师拿着报纸整整读了一节课，但谁也没弄明白什么是右倾翻案风，只了解到中央有个叫*的是**，他的罪行是什么我们听不懂，临放学了同学们还是谈不出体会，老师仍在等着有同学能发言，大家面面相觑狗屁不通，下课铃响了好久，还是没人发言。我情急之中匆忙写了几行打油诗，然后举手站起高声朗颂：
*，大坏蛋
痴心妄想要翻案
我们红色接班人
定要和他对着干！
全班掌声雷动，老师激动地走到我面前说：“你的政治觉悟真高！你把它认认真真抄一遍，我要交到校革委会。”放学回家的路上，许多同学簇拥着我说：“你真行！要不现在咱们还走不了。”我得意地说：“我饿得撑不住了。”大家放声大笑着往回走。不久，学校里便刮起了红色儿歌风，我写的那首竟然是导火索，下课后总有同学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目光中充满了羡慕，闹了好一阵子之后。放寒假了，人们渐渐忘了此事。
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一天早晨，天地昏暗并有些发红，我急急忙忙往院外的厕所跑，突然听到远处空中飘来沉闷的哀乐，我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跤，爬起来侧耳细听，是东边一家大厂里的喇叭在响：
伟大的**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志与世长辞。
我忘记了撒尿，拼命奔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正在做早饭的父亲表情严肃地说：“没听清楚可不敢乱说！”他连忙打开收音机，听了有足足五分钟，终于表情麻木地坐下来不再干别的，过了一会儿，他很有把握地对我说：“你们今天可能要停课。”我胡乱吃了点东西便一路小跑地到了学校，教室里、操场上学生们到处乱跑象没王的蜂，几乎见不到一个老师，直到第二节课铃声响了，广播里才喊着要求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表姐表情极为严肃地来到我们班上，她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你们是高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事了，这时候你们还有心思打闹？！你们知道周总理的去逝是国家多大的损失吗？”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父亲经常对我讲：“我们国家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懂好几国语言，在国际上声名显赫，他是*的好帮手，是我们国家的总理，叫*。”尤其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父亲提起周总理的次数很多，他给我讲了周总理和老百姓同乘公共汽车的故事，讲了周总理回延安群众自动组成保护人墙的故事从那时起我真正理解了平易近人四个字的含义，并认为这四个字是专为总理创造的。
表姐的话深深地剌痛了我的心，在我脑海里刚刚树立起的伟大形象竟成了永恒的雕像，一种痛失老人的情感油升，精神早熟的我已经初步懂得感情的释放应该用于何处，真情的表达应该如何宣泄，我爬在课桌上放声痛哭，在我的带动下，全班同学都放声嚎啕，哭声从教室飘了出去，响彻在空中，由西向东，由二楼向一楼、三楼传播着，不久，整个教学楼哭声震天，我至今仍坚信“痛哭运动”是由我发起的，可全国第一个为总理哭泣的人是谁？是*吗？是*吗？哭声能起到什么作用？能代表什么？苍天哀泣，大地悲鸣，能挽留住伟人的生命吗？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电视中偶然播放纪录片有周总理的身影，我仍忍不住泪欲夺眶，我想作为新时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这样的伟人永久哭泣，为他哭泣，就是为中国曾遭受的不幸的控诉。
那年清明节刚过，北京传来特大新闻，广播里说有一批“坏人”跳了出来在**广场搞**活动，他们的“借口”是悼念周总理。我弄不明白，坏人也会悼念周总理？悼念周总理也能当借口？这时的宣传机构又提起了右倾翻案风和*，广播里不断回放着：
“一个剃*头的家伙疯狂地叫喊着：打死他！打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