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二章年闲的思索
虽然英国人的访华历程匆匆结束，他们所说的那些镜花水月的东西客观和主观上都没有人把它当真，南方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帝国上下都没有想到过天上会掉馅饼正砸在北京。在双方互相看着对方演戏的一场接触结束之后，各方面早已决定了要开辟的支线斗争也开始渐渐公开化，这个时代是个推翻旧秩序的年代，是建立新秩序的年代，也是个革命的年代。
伊本沙特的家族势力在获得了离自己越来越近的中国人明确的援助后，对于对方有意愿在中东扶植起一个万世伙伴关系的立场表示了明确的赞赏，为了表现出对远方的君主陛下的尊重和感谢，伊本萨特强烈的要求中国可以派出一支教导队来协助他的力量改善军事训练和战术素养，当然，他们也可以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这些，但是碍于与土耳其的关系和自己特殊的情况，德国人不会明确的对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自立运动表示实际支持。
这也是当年为什么德国和英国都默许中国进入中东事务的原因，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英国也支持阿拉伯人的自立运动，但是由于他们当年的首相贸然发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谈话，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不满，在这些年后，他们在阿拉伯世界只有与伊本沙特家族对立的拉希德家族还能谈得上一点点友谊。
在世界大乱的今天，由于战局的突然变化，英国也开始渐渐收回远方的触手了，这一点首先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体现。
1912年的冬天对于欧洲来说是寒冷的，由于气候的缘故，英国海军部不得不暂时推迟了在地狱一般的加利波利半岛实施大规模登陆的计划，远在法国指挥他的毛瑟枪营的温斯顿丘吉尔十分的恼火，他向国内发出抗议，指责大英帝国的高层仍然在玩耍着他们的绥靖政策，也许他们是想等待开春后再看看俄国人的状况后再实施援手，殊不知如此一来的话，也许将加速俄罗斯的灭亡。
但是他如今的地位已经天翻地覆了，从海军部长到陆军远征军一个区区营长，从官职上来说，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对帝国的决策说三道四。
但事实上丘吉尔仍然坚持认为，这并不妨碍他拥有正确的判断，这与地位无关。
随着冬天的来临，丘吉尔是寒冷的，大英帝国是寒冷的，法兰西是寒冷的，俄罗斯是寒冷的，整个协约国集团除了意大利和希腊还能感受到地中海的些许温暖之外，都笼罩在寒冷之中。
当然同盟国集团也远远不敢说自己火热，大量的军队被前线牵扯，物资和民生的状况已经糟糕到了一定程度，青壮的年轻人全部被无情的国家机器带领着冲向死亡或者荣耀，而留下来的妇孺老人们承担起了家庭和民族的未来。
火热着的只有阿拉伯，后面这把火也许还会延续着向东方燃烧而去。
11月底的时候，已经攻占了利雅得的沙特军队开始了征服内志和汉志的战争，在优势火力和人心向背的作用下，他的军队势如破竹，整个阿拉伯世界很快就要在这位枭雄的铁蹄下团结起来。而他的对手拉希德家族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一个王朝的当然继承人伊本沙特在出征前已经在利雅得给自己戴上了王冠。他的身边当然都是他的勇士们，而并没有他也许仅仅是出于礼貌上向东方邀请的顾问和教导团。
正式与英国决裂后收到这位阿拉伯领袖的请求，我当然不会贸然批准，在目前看来阿拉伯这片土地上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循，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宗教和战略上的价值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帝国做出如此的付出。在给沙特以援助的时刻我已经充分考虑了帝国的军方和政界对此事的反应，很多人都流露出了一定的反对，但是也许是慑于我的威势，这批援助计划仍然是实现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德国和英国当初甚至现在也没有意识到将来这片土地将会成为世界的焦点，这里的大批石油资源还要过十几二十年才能被发现，在这里经营是有必要的，但是他们不会付出真切的友谊。
而中华帝国正是这么做的，以仁的名义，中华帝国无私的帮助了渴望自由和民族自决的阿拉伯人，这笔投资迟早都要收到回报。在伊本沙特建议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协助他统一阿拉伯的战争的时候，我只是让总参谋部和一些重臣研究了这项计划，他们似乎都认为应当立即派遣合适的人员去接任年事已高的马福禄大人，好让他得以安然在故乡颐养天年。
这批军事人员进入中东，当然其一是作为对英国人的反击动作，二来他们也希望收到适当控制阿拉伯势力的效果。但是我在一番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动作，其一是现在没有必要，沙特统一阿拉伯几乎是没有难度的工作，他有枪有人有信仰，那些先知的信徒们甘愿为他付出一切，这样的民族统一战争其实更像是一种最恐怖的宗教战争。更何况他们还掌握了优势的兵力和战争资源。
其二也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倒是想让那位年轻人尽早的前往阿拉伯去，他有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和背景，但目前第二方面军正是提拔他培养他的最好的地方，我不能干拔苗助长的事情。再一个沙特这个人也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是个单纯的民族酋长，他有抱负，也对外来的力量抱有警惕，如果一个不当，很有可能会收到反效果，他要是生出了逆反或是怀疑的心理，那么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白费。
所以，在考虑再三之下，我还是否决了军政要员们的意见，坚持不增派一个人，并且在那边的董承恩也不要做过多的事情，尽量以一个旁观者和一个褒奖者的姿态出现，这样才是交朋友的正确方法。
过年期间又有几个人说起这个事情，包括总参谋长徐世昌和皇次子谊亲王溥英，他们对我的这个安排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抵触和不满，甚至言谈中还隐隐流露出对我前十几年中有些无从让他们彻底了解的决策的怀疑和否定，这是以往不多见的。
在气愤和无奈之余，我也开始渐渐意识到了为什么最近朝中屡屡有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流言出现的原因了。
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毕竟还有大量的本身差事要办，而且帝国这一代被培养起来的人才已经生出了强烈的对国家的责任感——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地步，有着他们心血的付出和努力，他们当然会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方向生出太多的主观意识。
就像刘步蟾希望帝国在进行了大量的西进动作之后，能够迅速的展开对南方的攻击，他很早就在奏折中流露出了对来年才开始陆海军联合攻击的不满。海军早于陆军的攻势提前进攻新加坡即有这方面的考虑因素。
就像溥英以及皇室中的几位宗亲偶尔也会发一两句牢骚，对白白把西伯利亚送给蒙古人立国的现状说上两句，虽然我脸色一沉就能化解掉，但是我知道我并不能化解掉他们心里的疙瘩。
就像内阁戴鸿慈，瞿鸿机，张謇，盛宣怀等等等等经济和民政官员们对于近些年来帝国一直南征北战都很失望，常年的征战和军备的囤积使得帝国不得不向外国举借外债，如今欠美国政府和民间投资人的钱已经抵得上帝国的半年税收了。而且财政支出长时间向军事工业和教育倾斜，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有利于工作的好局面。他们当然不仅仅会对军方那些跳跃着的强人们不满，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国家作主的，还是我。
就像第四方面军有些军官和士兵们会有溥英等人的相同的牢骚。。。
我当然不会愚蠢的认为这些牢骚和不满就代表他们要造反，或者说是帝国的根基已经不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体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在帝制国家里，这些问题比较隐晦难以发现，而且独裁者也不易处理好。。
这个春节，也给我提了这个警钟。我的确是无法让所有人都能够百分百明确的了解我的思路和行事的原则，但是我可以稍微的改变一点点，当然，中国的至高无上者，是不能直接去做解释工作的，我不可能去一一解释这些牢骚和抱怨，我只有让宣传机器开始开动，并组织了一批人力开始对帝国的一些决策进行小规模辩论，辩论的点从利益和道德两个方面着手，讲多了就会让人去思考，思考多了也就能得到一些正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