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变通，却忘了早有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等浅显的道理。”
“可不是嘛，那些个法规都是老祖宗们在一、二百年前定下来的，那时候别说洋枪洋炮，连电灯都没见过一盏呢，老抱着这些框框条条，所以才让人家欺上家门口来，自从让日本割走台湾，俄国等其他国家也日渐得寸进尺，要再这样下去，真如康有为所说的离亡国灭朝不远矣。”珍妃颇有同感地附和。
“确实如此。”皇帝笑了笑，嘴上虽这样说，其实内心深处隐约明白关键并不在此，自古以来变法都非常的艰难，而推行新法的人通常皆没有好下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推行新法必定会触及旧派的利益，正是因为这些不平等的个人权益把国家拖垮，要救国就一定要废除他们的特权，可是拥有特权的人往往位高权重，这种反对的势力不容忽视，即使是掌握实权的皇帝也并非能够随心所欲的，更别说是像自己这种儿皇帝的状况。
变法，从古到今都得付出血的代价，而推行变法的人通常不会有好下场，商鞅被五马分尸，张居正死后遭到刻棺戮尸，自己作为皇帝若坚定地推行变法，更改国家制度能够得到例外的结果吗？
做，未必成功，不做，则注定失败。
关键只在于自己敢不敢面对那个万一的代价。
康有为在日昳刚过的时候到达了总理衙门，尽管大多数高官要员心中对康有为颇不认为然，可由于此次接见乃受皇帝指示，所以总理衙门在形式上并不敢怠慢，召见特意安排在平日用于接见外国公使的西花厅，除却恭亲王奕与庆亲王奕劻因为另有要事未能出席之外，总理衙门其余大臣均参加了这次皇帝钦点的会见。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兵部尚书荣禄一直为慈禧皇太后所器重，在甲午年入京拜贺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之际被留京师授步军统领，两位亲王不在场，于是由他首先发起了问话。
“我看过你的一些言论，可我认为富强之道，不过开矿、通商、练兵、制械，其它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
康有为不以为然地反驳道：“祖宗之法是为治理祖宗之地而制定的，然审时度势，因势而动，如今祖宗之地已经被外国瓜分了，难道不该就情势改变祖宗之法吗？打个比方，按照祖宗之法，仅有六部，若祖宗之法当真不能变，有怎么会因为外交事务繁忙而设立这总理衙门呢？此举不是已经动了祖宗遗制里的官制了吗？”
荣禄没有对康有为的回答进行反驳，心里极端不喜他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在场诸位无一不是朝廷重臣，可看康氏说话的语气神态却仿佛将他们当做不懂事的三岁小儿！
刑部尚书廖寿恒并不想在变法与否的问题上与康有为纠缠，只想顺利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务，故而平心静气地问道：“皇上是要我们来听听你的变法构思，请你说一说具体该如何进行？”
康有为侃侃而谈：“头等大事自然是变更法律，从官制开始改起，宜开设制度局作为立法机关，制度局分两层，朝廷内部由皇上主持中央制度局和地方开设十二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凡中央制度局所议定的新政，皆交由十二局一一施行……”
“你的意思是要把整个六部裁撤掉？这未免过于胆大妄为。”李鸿章愤愤地反问。
自《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全国反应激烈，舆论哗然，李鸿章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奉召回京投置闲散，本人亦引以为耻，发誓有生之年再不踏上日本国土一步，倾向于变法，可是听到康有为所说，实在超出了能够接受的范围。
康有为辩道：“国势衰弱以致任人欺凌，皆因旧法旧官制所导致，如果不能尽变，谈何改革走向富强？即使不能一下子进行大变动，也要斟酌商定其中计划，一步步地推行变革。”
在场的官员听了康有为的话心中均不是滋味，若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而地方的‘十二专局’呢？听上去是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等中央机构是不是就按照康氏所说的慢慢地全部被裁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