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贾宝玉曾多次困惑：为何女人结了婚就变得这么可恶？每读至这类情节，总觉得宝二爷问的痴，问的傻，问的好笑，却又问的有味。继而也总循着宝二爷的思路，一路联想下去
是啊，人为何总会变，而且变的这等迅捷这等令人手足无措。
就女人而言，原先做姑娘时总如清水里的芙蓉清纯脱俗，正如徐志摩诗中描绘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而结了婚后大都退却了那原先的娇憨可爱之态，甚或粗声大气、叉腰横眉，如夜叉当道，令人生畏。
大概她们对人生少了神秘、少了幻想，原先压抑在心头的恶魔也渐渐释放出来了吧。而若未经诗书熏陶镇服，再若嫁于那村夫渔父、逐臭商贾，也就每每像那薛呆子的老婆夏金桂一样，变得一脸的恶俗狰狞起来。
也许女人本身是一张素琴，高明的琴师能弹就一曲美妙的乐曲，而拙劣的琴工也只能弹出一团噪音吧。
然而，我们本不该对女人这么刻薄，但凡人又有哪个不变的呢？
那蹒跚学步的黄口稚童，牙牙学语、目光灼灼，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开心时尽情地手舞足蹈，委屈时尽情地纵声大哭。那时节正是人见人爱的时候，因为那是纯朴自然的状态，对一切毫无防范，而所期待的正是别人的爱怜与呵护。而一旦稚童口见脏语，加之自私好动，就变成常常招人讨厌“小策佬”（上海方言）。
这大概是每个人必然经历的人生阶段，随着环境的变迁、教育的不同，人与人的之间则发生更大的差别。一如探春之与贾环，虽是同出，却是霄壤之别。大致古人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吧。
其实，人的内心本有不安分的恶魔，永远受物欲的牵引。人一旦发迹，便分出阶层，便会重新结帮拉友组成营阵，也就必然地冷漠了原先那帮相与尔汝者。
正如那阿q一朝得势，便一路得意，连魏庄的权贵也都台背弯腰，一脸的谄笑，一口的恭敬。在那阿q的眼中更那有那王胡、小d的位置，岂知他们往日还常在一起比赛谁口中的虱子咬的最响。
可见，连吃上顿没下顿的乞丐一类的人也变的快变的狠，而那些个有野心有图谋的变得更当不着边际。也可见人性中的恶魔是这等可怕，能忍耐也能爆暴发。
或许，儒林外史中的胡屠夫教训女婿范进的一番话大有意趣“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这听起来恶俗不堪，但未尝不是一篇“发迹春秋”
乞丐兜里有钱就摆阔，那么做了秀才就要摆架子，中了举人、进士，当了乡绅或做了大官，则更要作威作福。
这是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定势，至今很少有变。否则，何以见得今天的百姓见到官依然不会走路，依然不会说话。而人一旦做了官，总是变了个人，一律的高视阔步，一律的一脸冷漠，一律的莫测高深。
也许法国戴高乐将军说的“再没有比缄默更能增加权威的了”则更直接的点明了为官心诀。但中国的官决不会有这种表白的勇气，每每还要走到群众中，露出一张笑容可掬的大脸在镁光灯下定格一两张可资考绩晋升的珍贵照片。
权势的悬殊多少使人“异化”似乎成了必然的理由。
是啊，金钱名位则是历来人们追逐的目标。多少人如集面之青蝇，乐此不疲。岂不知金钱名位正是促成人“异化”的催化剂。
也正是金钱名位的普遍追求使得人迷失自我，还使得人间失去了应有的温暖。
难怪西厢记中崔莺莺这边抱怨“‘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张珙那边则发誓“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也难怪老葛郎台的妻子在临终用微弱的声气叮嘱女儿：“孩子，幸福在那边（天国）。”
对于金钱的诅咒，莎士比亚笔下的泰门则骂的更痛彻：“这东西（金钱），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不是吗，要不然何以见得现实中的长相平平才识一般的所谓“钻石王老五”每每咧着大嘴抱得美人归呢？可见金钱名位正是改变人的罪魁祸首。是啊，那金煌煌的色彩、那尊贵显赫的地位，总会让人目眩神迷而产生无限向往的。
我们可以循着宝二爷的困惑继续困惑下去：“人为何做了官就变得这么冷漠？”“人为何为了钱就变得这么恶俗？”
当然，也并非完全悲观，人毕竟是除了感性还有理性的高级生物。人只要把持住自己，或许就不会落俗，也不会让人有类似宝二爷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