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谢谢”，没有马上放下电话，她在那边说：“过得好不好？”
都是客套，如果我过得好，会给她打电话讨要学费吗？
我说：“还不错，室友昨天包了饺子给我吃。”
“常打些电话来才好，我担心你。”
“嗯。”我想一想，“我九月份开学。”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那之前，我会筹钱给你。”
我从电话亭里出来，买了两欧元的炸薯条，然后坐在河堤的椅子上。下午四点，山坡上的教堂报整点的钟声传来，我一边吃着今天的这第一份食物一边想，能不能把时间拨快，我的贪心不多，我只想看自己到了明年的夏天还会怎样，是不是仍然为寻找一份学费而愁眉不展。
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馆的洗碗工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他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给大使馆当间谍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去了这个新介绍的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那一个八月的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跟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每个星期都会约会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文，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的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洋洋自得的声气，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欧元2400大块。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一个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我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一副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然后稍后缴费。
为这些事情发起愁来，我会整夜的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阿拉伯女人回来的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