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弗朗索瓦威利尔，”玛丽重复了一句，点燃了香烟。他们已回到地坛旅馆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想把事情理出个眉目来，把令人惊讶的情况消化一下“圣西尔(棒槌学堂注：圣西尔军校，系法国著名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抵抗运动的传奇人物，直到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决裂前都是戴高乐的当然接班人。贾森，要把这样一个人和卡洛斯联系在一起实在令人不敢相信。”
“他们之间显然有联系，要相信这一点。”
“简直太难了。威利尔是传统的法兰西的荣誉，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今天，他是国会的高级代表之一，政治上比查理曼老，这是肯定的，但是，是一个遵守法纪的军人。就象是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同一个黑手党的杀手联系在一起，毫无意义。”
“那让我们一起找出点意义来。和戴高乐决裂是什么原因？”
“阿尔及利亚。在六十年代初期，威利尔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萨朗手下的阿尔及利亚上校之一。他们反对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依维安协议，因为他们认为阿尔及利亚理应属于法国。”
“疯狂的阿尔及利亚上校们，”伯恩说道。这句话脱口而出，然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想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
“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含义吗？”
“一定有，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想一想，”玛丽说道“为什么疯狂的上校们会拨动你的心弦？首先使你想到的是什么？快想！”
贾森无能为力地看着她，然后吐出了几个字：“轰炸渗透奸细。你学这些，学这些技巧。”
“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一切决定都是根据你所学的东西作出的吗？”
“我想是这样。”
“什么样的决定？你决定什么？”
“制造混乱。”
“这对你有什么含义？制造混乱？”
“我不知道！我无法思索！”
“好吧好吧，我们另找个时间再谈这个问题。”
“没时间了，让我们回头来谈威利尔。在阿尔及利亚之后，怎么样了？”
“和戴高乐取得了某种和解，因为威利尔从未直接介入恐怖活动，因为他的军人资历要求他这样做。作为一个为了失败的但受人尊敬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恢复了军职，在从政前还晋升为将军。他回到法国，确实还受到了欢迎。”
“那么他现在是政客？”
“说他是发言人更恰当。一个政界元老，他仍是一个顽固的军国主义者，仍对法国日益衰弱的军事地位感到愤慨。”
“霍华德里兰，”贾森说“同卡洛斯的接头人找到了。”
“怎么会？为什么？”
“里兰被刺是因为他干涉法国政府的扩军和军火出口，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事实。”
“这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这样的一个人”玛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被往事的回忆所震动“他的儿子被人暗杀了，因为政治方面的事情，大约五、六年前。”
“告诉我怎么回事。”
“他的汽车在渡轮上爆炸。这个消息在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他是个政客，和他父亲一样是个保守派，处处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是议会的年轻成员，在政府开支问题上总是一个故意妨碍议案通过者，然而实际上又很得人心。他风度翩翩，有贵族派头。”
“谁杀死了他？”
“据推测是激进狂热分子。他曾经玩弄手法阻止某个立法和其它有利于极左翼分子的事。在他被谋杀后，同一个战线的人散伙了，所以立法也就通过了。许多人认为这是威利尔离开军队和竞选国民议会的原因。不可思议，互相矛盾。不管怎么说，他的儿子是给人暗杀的，你会相信他是世界上最不愿意同一个职业刺客发生任何瓜葛的人。”
“还有其它因素，你说回到巴黎受到了欢迎是因为他从不直接介入恐怖活动。”
“即使有，”玛丽打断他的话说“这也淡忘了。在有关国家和男女问题上，这里的人对感情用事的事情是更能容忍的。好歹他是个堂堂正正的英雄，别忘了这一点。”
“可是，当过恐怖分子，就永远是恐怖分子，别忘了这一点。”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人总是会变的。”
“有些东西不会变。没有一个恐怖分子忘记他曾经是多么得心应手，他靠此为生。”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不太清楚。我正想问自己呢！”
“那就别问了。”
“可威利尔的事我能肯定。我要和他通话。”伯恩跨过去到床头柜前，拿起电话簿“让我们瞧瞧他的号码是电话簿上有的还是不对外的。我要他的地址。”
“你无法靠近他。如果他是卡洛斯的接头人，当然有人保护，一见到你就会杀了你的。他们有你的照片，记得吗？”
“那帮不了他们的忙，我决不会以他们要找的人的形状出现。看，威利尔，a。f。蒙索公园。”
“我还是不信，拉维尔如果知道她要和谁打电话，非吓一跳不可。”
“也许吓得她什么都愿意做。”
“她会有这个电话号码，你难道不觉得奇怪？”
“在这种情形下不足为奇。卡洛斯想要他的传信人知道他不是在闹着玩，他要抓该隐。”
玛丽站了起来：“贾森，什么是传信人？”
伯恩抬起眼看着她“我不知道盲目为他干活的人。”
“盲目？看不见？”
“自以为是在干某一种事，而实际上是在干另外一种事。”
“我不懂。”
“这么说吧。我叫你到某条街的拐弯处注意一辆汽车，这辆汽车根本不会出现，可你在那儿一站，另外一个守候你的人，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用算术的方法，这是一条无可追踪的信息。”
“对，我想是这样。”
“苏黎世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伏尔特阿芙尔就是一个传信人。他散布谣言说发生了盗窃，没意识到他实际上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