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板点点头，确认道：“全县只有十几名额，上北大的名额更少，只有一个。当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了，就是没去世他也算不上干部子弟，能被推荐去上北大，你说他厉不厉害。”
“厉害。”
“我记得送他走的时候，县革委会开大会，敲锣打鼓，给他戴大红花。”
“再后来呢？”韩渝追问道。
吴老板回头看向沿江派出所方向，笑道：“去首都上了两年大学，他真见到了主席，毕业回来就被安排到县革委会人保组做副组长。”
“人保组是做什么的。”
“就是现在的公安局，那会儿砸烂公检法，公安局被军管，变成了革委会的人保组。
之前的老公安有的被批斗，有的下放去了五七干校，有的发配去农场劳动改造。你们指导员就是那会儿去的农场，后来恢复公安局才被调回去的。”
韩渝惊诧地问：“这么说徐所那会儿做的人保组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副局长。”
“不是相当于，是比现在的副局长都厉害。”
“怎么厉害？”
“那会儿没有检察院和法院，只要发生案件，人保组调查，人保组抓人，人保组审判。你们所长是负责具体工作的副组长，拥有生杀大权，当然比现在的副局长厉害。”
“可他那会儿应该很年轻。”
“那会儿的领导十个有九个是造反上来的，都很年轻。但你们所长跟那些造反上来的不一样，他根红苗正，有群众基础，有威望，以前的那些民兵全听他的。
他有人有枪，又上过北大，甚至见过主席。以他的资历，别说做人保组副组长，就是做革委会副主任都有资格。”
吴老板拧开杯盖，喝了一口茶：“再后来改革开放，重建公安局，要审查wg期间进入公安队伍的人员。
做过坏事的要处理，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干的要调离。你们所长没做过坏事，没办过冤假错案，还保护过好几个老干部老同志。
审查时好几个老干部帮他说过话，也就没被调离。但不可能被重用，毕竟时代变了，听说有规定，像他这样的干部要限制使用。”
难怪指导员话的只说一半，原来徐三野虽然上过北大，但不是考进去的，而是特殊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
黄江生十几岁时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北疆去做知青，回去之后跟劳改犯似的被人看不起。
徐三野的学历乃至经历比黄江生更尴尬，甚至被打上了政治标签。
用吴老板的话说时代变了，那会儿越风光，现在就越落魄。
韩渝正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吴老板感慨道：“他小时候就是村里的孩子王，后来又做民兵营长，脾气大，说一不二，八四年严打得罪了好多人，从刑侦队长被调到新海做派出所长。
今年春天，一个副乡长装作喝多了，调戏一个漂亮的女教师，好像是强奸未遂。落到了你们所长手里，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韩渝低声问：“后来呢。”
吴老板点上烟，说道：“那个副乡长好像有点背景，县里也可能担心影响不好，听说有好几个领导跟他打招呼。
说给那个副乡长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那个副乡长给人家赔礼道歉，再赔人家点钱，大事化小。
不打招呼还好，一打招呼他的脾气上来了，把那个副乡长吊在派出所门口示众，用皮带子抽打。
打就打吧，还当着那么多人面，说他在人保组做副组长的时候办案环境怎么怎么好，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不敢递条子疏通，也没人敢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
什么都可以提，唯独不能提人保组！
那是wg时期的产物，你说那个时候好，就是说改革开放不好，这是很严肃的思想乃至路线问题。
韩渝恍然大悟，喃喃地说问：“那个副乡长后来有没有被处理。”
“都闹成了这样，肯定要处理，听说判了好几年。”
吴老板顿了顿，感叹道：“那会儿上台的干部有坏人，一样有好人。但政策不管那么多，这就叫一刀切。”
“徐所是好人！”
“他肯定是好人，如果是坏人，在审查时就被调离甚至被处理了。其实他也没什么好委屈的，毕竟他风光过。”
韩渝想想又问道：“吴经理，人家说他性子野我懂，说他路子野、野心大，什么意思。”
“路子野是说他朋友多，他上大学时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一样有同学。你想想，那会儿能被推荐去上北大的，哪个没点本事。”
“他们那几批大学生，不是要被限制使用么。”
“各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而且他有好多部队推荐去的同学。地方变化大，部队变化不大，没转业的现在起码正团，已经转业的同学级别也不会低。”
“野心大呢？”
“管不住嘴呗，做儿童团员的时候，说要做儿童团长。做民兵的时候，又扬言要做民兵营长。
小时候说这些，人家会夸他有志气。年轻时说这些也没什么，过了三十岁还说这些，人家听着肯定有想法。”
吴老板笑了笑，补充道：“现在的好多领导，以前都是被他领导的。他大大咧咧，不把人家当领导，人家肯定有想法，以为他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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