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
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和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儿忧郁？
（原载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后记：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云云。
也说“上海男人”
——陆寿钧
龙应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怎能以地域划分来笼统地评说人！
我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每一个地域的人，每一个地域的男人与女人，在性格、处世特征上并非都是划一的，也不可能是划一的。上海男人与外地男人一样，有婆婆妈妈的，有窝窝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业性极强的，很难用一个划一的说法去概括他们的特征。我想，台湾人，台湾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龙应台说：“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对此，我只能报之以一笑。且不说台湾报刊上天天都有与此相反的报道，就拿一开头就声明“我是一个台湾女人”的龙应台来说，倘若果真“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的话，就不会到上海的报纸来“横扫”上海男人了！
龙应台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举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是本地人戏称的“气管炎”（妻管严）的毛病，我也只能报之一笑。诚然，这些事例虽不免在传说与行文时有所夸大，应该说还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但绝不能就把它划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产”了。就在这些事例中，龙应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与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样，有他们的复杂性。
龙应台“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当然是个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举了上海男人做家务、不与老婆争高低等等“特色”后，仍然觉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其实，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与女人早已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了，为什么家务事必须都是女人做呢？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什么要落到去与自己的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舆论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男子气，主要还是看他在社会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并不在于在家中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看来，龙应台的“解放”与我们的解放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我们的解放已越过了她所理解的“解放”当然，在上海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免还存有某些阴暗之处，但绝对不是如龙应台看作的“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龙应台似乎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段话：“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我们暂且不去广泛地列举，也暂且不去理会“所谓”两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来说吧，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何其多呵！上海肯定还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并不能就此断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并不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只是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才对上海人，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我想，龙应台如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会真正深入下去的。
欢迎您，龙应台，多来几次上海吧！
理解上海男人
——吴正
通常，我的创作习惯是只执著于自我感受而很少遭到外界什么因素干扰或者引诱的；然而，这次的例外是在我读了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绘声绘色之中的某一个，但有一点应无疑义，那便是：我就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对自己说，也来一篇吧，作为对龙女士娇声一呼的某种回应，充当回音壁。当回音壁有时是很有乐趣的。
虽然，拎带鱼骑单车回家的形象并不适合于我，但毕竟，我们都是流动着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传统加上三十来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顺从，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纪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纪中适应社会转型、世纪末重新投身开放热潮的种种不寻常经历终将把它铸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这是构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鲜明的性格光谱，所谓小男人只是一种肤浅不过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我们很可能缺乏伟岸的体魄、叠叠的肌块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发的胸脯来证明其存在价值”时的那种声嘶力竭，但我们却有强大而安静的内心境界。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只有傻瓜才会将性别视作为什么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东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两种性别？这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我相信龙女士也是理解这一切的。她是个干练和充满了男性化果断和机敏作风的女人。我与她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饭局上，她谈兴热烈真挚而开放，与她笔下的那位有着光滑美丽脸庞的、芳龄二十五的、说是希望将来能嫁个北方大男子汉的汪汪女子大相径庭。当然，向往外形上的阳刚与伟岸，这是每一个女性的心理密藏，只是如龙女士所言，为着这种单一的追求，日后的你会不会因而付出昂贵的人生代价？外国究竟如何咱不敢说，单在中国，男人盘腿炕头饮酒喝茶斗鸡玩蟋蟀闲扯瞎聊打老k，而让老婆下田喂猪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换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几碟小菜端上桌来侍候他们，一旦干不好，还可以揪着女人的头发来个兴师问罪的北荒南乡之地至今还有不少。这种令上海男人们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原始以及不开化绝不是单以“民俗”两字的解释便可以一笔加以抹煞的，这正是该类区域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然而，上海不是这样，在这座文明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中，男女性别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尽其职。龙女士已细致观察到了所谓文化菁英仍以男性居多的事实。其实“武化”还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种性别为主，这是在两性单独相处相悦相濡之时发挥出来各自的性别特长。在一个文明合理先进的社会中，凡强者，不论男女，都有竞争至社会最前列的权利，美国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于是便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在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我想，这是龙女士的一句并没有说出了口的肯定。
其实，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她们是她们男人们的一种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湾避风港。她们在生活细碎上所表现出的“昂首阔步”只是她们间接顺从的一种变奏，她们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与事业拍档。在上海，惧内不会被人真正地笑话（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是：“怕老婆发财格呀！——”），而相反，欺妻与虐妻倒被公认为一种耻辱，一种外烫内寒的懦夫行为。上海夫妻的恩爱秘诀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动以及精神体贴——诸如那段替老婆洗内裤的细节，不论龙女士添此一笔的色香味的内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现了上海男人对于爱情以及两性相处艺术上的某个特殊视角与思维，因为爱，有时是需要带点儿“肉麻”的。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于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只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们那同一种人”“什么？——同什么一种人？”“我说的是，她也嫁了个上海男人！”其口吻之兴奋犹若捡到了一件意外的宝藏一般。电话挂断之后，妻子如实地告诉了我她们通话的内容，她的神情平静且充满了理解。“我们送她一份厚礼吧。”我点点头，并不太有要将话头说出口的意图，因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着：所以，不是我说，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沈善增
有朋友来电，说龙旋风刮上门来，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于是我去找那篇文章来看。原以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却读到了一篇很缠绵徘侧的祭文。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因为从理论上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于是她“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后面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很有点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灵魂发出无望的呼唤。
譬如她有意无意地将男人下厨（大陆叫“围裙丈夫”）与惧内（她叫做“男子被虐”）混为一谈。
男子下厨，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习惯（以饮食为生活主要节目，以烹任为生活主要艺术）造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形式，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会的话语权，或从男子方面说是否“惧内”是两回事。下厨的男人不一定惧内，惧内的男人不一定下厨。下厨是主动尽责，惧内是被动受压这一点，龙女士一上来是分得清楚的。她认定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就因为她觉得上海男人不仅下厨而且惧内。但说着说着，她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太需要证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惧内，是个历史悠久的话题，比男人下厨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东狮吼”一语典出北宋，不说世界，至少中国士大夫惧内是有优秀传统的。如果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制的女性话语权等种种理论，不如干脆嫁到中国来，即使在中国女人缠小脚的时代，还不乏惧内的大老爷们。所以龙女士惊讶地发现梦寐以求的男人原来在上海，这实在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爱。难怪聪明的她后来又要追问：“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真正惧内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炼到超然物外、不以其为耻的水平；而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因为他觉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赏惧内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难说没有些“肉麻当有趣”的成分。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龙女士游历过世界，见多识广，按理不应该被这些从古到今男人惯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说她是情愿受骗。
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惧内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国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不是没有，但自成一格被尊为“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则是龙女士有意无意的虚构。虚构这样的“上海男人”是为了向她自己证明些什么；但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于斯，长于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借龙女士的眼光旁观一下，我觉得上海男人在适时求变，不受传统的乃至陈腐的观念束缚方面，自有其优越之处。上海男人不会脱离现实环境，去追求几千年一贯制的“大丈夫”价值，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会因为20世纪末的新新女性又转而欣赏“大男人气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的男人看齐。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认准黑格尔老头说的至理名言：“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现存的都是会改变的。”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龙女士在文章最后对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笔者注），心里有点儿忧郁？”一般来说，那期许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数上海男人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他们则实在太忙，没工夫去操这份闲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们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啊！
说“横扫”
——关于“上海男人”的是非
——冯世则
在笔会上先后拜读龙、沈两位关于“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计来插上几句话。
恕我直白：两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个忌讳——以偏概全。沈先生笔下尤其多一点儿情绪。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
我猜想龙女士手中并无统计资料，那又何以认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数乃至过半数？——都下厨房呢？而且，人人吃饭，男人也吃。既要吃，为什么就不作兴下厨房或也下厨房呢？
沈先生解释男人下厨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我以为这“酬”字别有一点说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养家活口，于是只得“同工”（妇女解放的大问题此处不论）；而这“工”也别有一点说道：我们几十年来的传统不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而是社会劳动家务化。近些年来虽很有改善，从而也给改革记分，做饭自然复杂而费时间，所以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也。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
此为龙文之偏。
沈文也偏：“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半是乡村；那儿的男人下厨房的“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吗？我也是没有统计数字的，但猜想情况恰好相反：肯去厨下“同工”者恐非多数。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见。
这里且岔出一笔，请求讨厌“老婆”一词的女士先生们理解：我无法说“打爱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于“心疼”“打”和“爱人”弄到一起，岂不荒诞？而且“爱人”一词无性别，竟不知谁打了谁也。
沈文以下继续“总而言之”说：“上海男人不会。上海男人也不会。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无确数又无约数加以限制，那就是指全体了？那可能吗？所以我以为沈先生有点动情绪了。
我以为说话作文，切忌“一笔横扫”以免误导。去年某报刊文，说西部某市妇女特爱浓妆艳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结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反感，连编辑先生似也陪着做解释。这可为一例。眼前的争论也可为一例吧？再一例：稚年读过一本书，叫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于今思之，不觉悯然：叫我怎么看呢？
沈文剪贴在手边，所引有据；龙文却没有。笔会办龙应台专栏，我以为是个好主意，不但读，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张报纸多次剪得支离破碎，这个专栏是原因之一。这次却未剪贴，因为——读者真诚反馈，龙女士不以为忤吧？——该文虽也写得漂亮，却有些我不赞同的东西，但因此也就无法详引了，就此一并说明。
乱谈“上海男人”
——张亚哲
上海男人的浅笑的确是尴尬，上海男人的愤怒如陆寿钧对龙应台也始终挽不回如三丝春卷皮似的颜面，即将欲说还休的矜持堕落为怒发冲冠的孟浪，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无力。怪只怪“上海男人”这有些惊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间话语如陆寿钧的绅士措辞，清淡得无法察觉微澜死水。龙应台女士能惠顾上海男人这温柔雅趣确能证明男人之于上海，上海之于男人，总有那么些汗渍于奶渍，奶渍于血渍，是不可脱离了干系而春梦了无痕的。
想起这个阴盛阳衰得很有些无所谓的城市，想起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王安忆笔下的陈先，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苍凉人世的泪可垂，情妇无恨的气可叹。倒突然觉悟涌动在上海蝼蚁般巢穴的清洁脸面，发油可鉴的男人，步态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向往的带力士香皂味道的男人，无可选择地追寻着执著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际花盛开之际无声无息地萎顿，这令人可怜的娇滴滴精致的男人是将被水性的上海蚀了腰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异口同声（连龙应台女士也听到了）的气管炎的咳嗽声中强做欢颜。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废气喝入城市废水最多的上海男人痛苦并快乐着。无言，无声，无笑。不论佳丽坐拥一夜开五十瓶xo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缩于风中、流汗于阳光中，穿越过城市拥挤道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积攒自尊，每时消弭孤独每刻想逃避责任。城市目击的文章写得太滥了，花团锦簇的上海女人们冷眼望江淮，这后庭花的歌糜废得令人垂泪。灯红酒绿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世界上唯一一块毋需女权主义刺耳噪聒的净土默默耕耘。
听广阔中国大地许多女人谈论上海男人艳羡是明摆着的，这或许也是某种龙头作用。这座20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温曾经脂粉猩红的浪漫岁月，不但创造着对三姨太四姨太下跪，为五姨太六姨太剪脚趾甲的商界巨贾，还有那些做“阿诈里”做长工做瘪三只为博红颜一笑的男人。上海这个城市的积尘太厚了。每一种埋没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失却了铁血原则就无尊严可言。迷雾穿透的上海无疑是等待着某种复兴的。
龙应台女士对于上海男人的赞许是相比较其耳闻目睹的贤妻良母的其余世界。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或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或其他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诸如后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或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整个世界为这一场景会感动得哑口无言，然而生活的代价却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许因为那嘴中同时流蜜才制止了反抗的革命。我只谈论的上海男人，看着骂遍千山万水的龙女士的话，在每一个被赋予面子的快乐瞬间尽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只有灰飞烟灭了。那是谁也不能想象的事。
龙应台与周国平
——李泓冰
龙应台在上海的报纸上对上海男人评头品足了一番，让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众目睽睽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各地副刊编辑们则兴奋于找到了热点，将龙应台端出的这盘龙虾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为“龙旋风”的龙应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的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
我读着龙应台的自选集女人与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用女权主义的肝胆、怜爱与自得交织的慈母心肠熬成的一锅滚汤。嫁了德国丈夫的龙应台，时时有意无意地褒扬西方男性而对东方的伟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对住在大洋彼岸享受着西方、又对东方恨铁不成钢的同胞存着几分腹诽。真有责任感，何不回国尽忠尽孝？隔着天窗，说着亮话，总让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难以下咽。
龙应台这颗遥远的酸葡萄，嚼在我嘴里原是过瘾得很的。那会儿和同学们都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的年纪，初入社会，事事都有逆鳞之痛，凡重击中国人积弊的文字，如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何不生气？之类，均觉如饮狂泉。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