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的甄别民众，国民政府开始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经过历时一个月的人口普查，全国民众共有4亿1千万人，经过周密策划，开始推行户口法，新版婚姻法，与计划生育法。
按照户口法的要求，国民是国家最大财富，政府应该对国民进行统计，因此每家每户需要建立一个户口本，以登记国民居住情况。对个人，都需要建立身份证，凡进过管卡，凡在外住宿人员，凡坐火车、飞机外出人员，警察都可能不定期检查其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对检查未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的，则暂时羁押，至到有朋友携带户口本、身份证等身份证明文件前来证明该人员身份的，方可予以释放。
要知道，在国外早已经建立户口登记制度，所以该制度建立过程中，虽然很多国民连连抱怨，但还是为人所接收。
但是新型婚姻法则不一样，推行人员，国民抱怨连连。经过策划，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婚姻运动在全国热火热荼的展开。
经过2个月连编累牍的报道，以及在民国初年，中国早已经建立的婚姻法规定，中国施行一夫一妻制，这天，民政部长王宠惠专门到议会接受咨询，就一夫一妻制开展的必要性，以及相应的处罚进行了说明。
虽然婚姻法早已建立，虽然从法律角度上讲，是需要施行一夫一妻制，但是由于传统思维，很多人妻妾成群，特别是部分人士，一生有数十个小妾。
当听到政府将对一夫多妻的进行教育与惩罚后，会场一片闹哄哄，虽然很多议员都宣称自己有很多有几个老婆，想不到将因为这个被处罚，很多人感觉面子受不了。
王宠慧告诉大家，根据新成立的婚姻法实施细则，若是采取一夫多妻的，由于损害了其它人结婚可能，所以政府将在民政部成立婚姻子女办公室，对自即日犯重婚罪的10万个大洋以上，或者将处以财产五分之一罚款，或者根据法律要求，将对主犯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劳教。
整个会场方才稍稍平静，毕竟多数人是犯重婚罪，但是由于既往不咎，自己不会因为重婚而被受到处罚，况且，犯了重婚罪，也可以捐献财产进行满足，即使如此，现场反对意见还是非常大。
如此法律根本没有经过专门委员会审核，更不要说被国会通过了。
看到即于厚望的计划生育法意见如此之大，在部分地区竟然出现阵阵反对计划生育法的游行活动，这些游行人士一再强调中国人自古主张多子多福，而现在法律竟然反对这点，这表这届国民政府已经脱离了民意。
看到这个状况，王宠惠心急如焚，杨兴也加紧运作。在部分地区竟然出现示威游行后，反对新版婚姻法得以推行。
这天，中国果名档控制的多份报纸不约而同的推出系列文章，以支持政府的主张。
一位传统儒学心学大师系列论述了清朝人洪亮吉的《治平篇》，讲述自明朝初到现在，人口剧增二十余倍，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一家生产资源的锐减。
揭示出人口增长过快必定会使土地、房屋及其它生活资料显得越来越紧张的道理。洪亮吉指出，虽然还有空地、空屋，但这些最多“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这就必然造成“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这就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道理：若不控制人口，人们将要面临生活资料严重不足的威胁。
接着，借助一个著名国学大师发出的如何治理天下的论断，展开另一番宣传攻势。
这位老学究认为治理天下，就应该向古代帝王那样讲究仁义礼智信，并且列举各个朝代所谓的大治故事，希望以此来教化国人。
就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国民日报连连发表文章，列举历史书籍记录的这些帝王种种失德之举，说明这些帝王虽然在天资上虽然比其它帝王聪明，但其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当时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源较多，从而创造天下大治的条件。
国民日报考证了各王朝更迭时全国人口数字，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
而全国出现安定的时候，全国人口已经锐减到二成或以下：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锐减到1/3.
光武帝去世时，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锐减到1/3.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
锐减到1、4.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锐减到2/5.
在这些触目心惊的数字面前，很多反对者感到问题严重性，一些人纷纷改变主张，表示尊重政府决策，建议在全国施行计划生育。
但就在大家正要欢庆胜利的时候，一个前清进士提出问题，在古代中国人口基本上控制在5000万左右，为何到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能够增长到4万万人，如此局势方为之一变，反对者仿佛又找到理论根据。
而就在这时，杨兴提出观点，经过多位大师润色，最后以民政部长王宠惠的名义发表了社论，在社论中，提出人口规模应该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在中国古代，为什么每个朝代人口膨胀到5千万，往往引起社会问题，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在北方，全国出产只能维持到5千万人左右的规模。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江南各地得到充分开发，中国这片土地上能够承载人口数量随之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缓慢的，是以牺牲人民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这在明朝与清朝表现尤为如此，通过从南方地区运输大量粮食，从而维持朝廷稳定。